对于公众关注的科学问题，科学家应坚持发出独立、专业的声音，既不为利益集团代言，也不迎合公众，这样的科学家多了，对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形成公共理性，有极大的价值。
“说句老实话，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黄金大米的科学问题呢？”
“你学过播音主持吗，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论呢？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科普啊？”
说上一句话的，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教授卢大儒。作出下面一句回应的，是央视前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日前，崔永元参加了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组织的“新闻大讲堂”，并发表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在演讲的提问环节，崔永元与卢大儒发生了口舌之争。(《中国科学报》3月30日)
有意思的是，有媒体用“转基因辩论：复旦教授狼狈落败于崔永元”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特别提及两人对话的另一个细节——当问到黄金大米究竟转入了几个基因时，复旦的这位教授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看到这样的报道，也许一些科学家更加不信任媒体，进而更不愿意面对公众进行科普了。此前，科学主题网站果壳网曾公布一项调查结果：尽管91.36%的受访科研工作者认为“科普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96.7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科普活动，但这些受访者中实际参加科普的并不多，仅占一成。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不信任媒体，调查显示，65.24%的受访科学者不信任媒体，认为媒体会夸大其词或断章取义，其报道甚至可能对研究形成阻碍。
其实，崔永元与复旦教授争论一事，更折射出科学理性的重要性。就连当事教授也意识到，“开展科普宣传才是正确之路”。不得不说，这名教授在讨论问题时，质疑对方“资格”的做法，就缺乏科学理性。对于专业的科学问题，普通公众或许不具备专业能力来讨论。可是，公众对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科学研究、科技成果使用是有知情权的，比如是否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科学家不能以“这是专业问题”为由拒绝向公众说明。
某种程度说，一些科学家的“高高在上”、“不接地气”，正是眼下不少“非理性”舆论的成因之一。科普的重要价值，不仅仅是向公众普及科学常识，更重要的是倡导“说理”。如果科学家不参与科普，不愿意面对普通大众，习惯用“说了你也不懂”、“你没资格质疑”等来回应公众，那么，公众不但会加重疑虑，也会反诘——难道你就掌握绝对真理，凭什么我们就要听“专家”的？这样“不友好”的舆论环境，确实会给科研带来额外的压力。转基因在我国演变为公共事件，与引进、使用食品决策的不公开不民主有关，也与科普滞后有关。公众对食品安全十分关切，却没有权威、理性的声音来回应这种关切。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就经常沦为争吵。科学家们当然不喜欢这种环境，但要让喧嚣回归理性，必须用“接地气”的科普来改变这种环境。对于公众关注的科学问题，科学家应坚持发出独立、专业的声音，既不为利益集团代言，也不迎合公众，这样的科学家多了，对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形成公共理性，有极大的价值。科学家在关键的公共话题讨论中失声、失语，不但影响问题的理性讨论，也影响科学家群体的声誉。
有一些科学家担心，学术变为公共话题之后，会影响学术研究。这需要区别学术评价和舆论评价，对于学术研究，应该坚持学术同行评价。我国学术研究目前的问题是，由于缺乏同行评价，对学术实行行政管理和评价，因此社会舆论对学术评价缺乏信任度，甚至进而介入学术评价。近年来，时常会有媒体质疑某大学的科研项目是否有价值，某博士的论文“太无聊”之类，仔细分析，很多都是缺乏专业素养的非理性质疑。可遗憾的是，被质疑者也拿不出同行评价意见来回应，或者不屑于回应，结果导致学术评价和舆论评价纠缠不清。
在笔者看来，上述情况是不利于学术研究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要改变这种现状，一方面要推行学术同行评价，让学术管理、评价摆脱利益纠缠，形成学术公信力；另一方面，则需要科学家坚持独立性、专业性，及时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并倡导科学理性的说理方式。这对于提高公众整体科学素养，尤其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原载2015年04月02日中国教育报评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