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先后参加了几个不同规格、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企业用工座谈会，笔者的第一感觉是“一线工人紧缺”的时代已经到来，至少在东部、中部和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已开始呈现，并有逐步加剧的趋势。教育肩负着培养人才的重要职责，无论是人力资源数量保障方面，还是质量优化方面。由此，笔者推断：一线工人紧缺倒逼教育要真转型。
对于“一线工人紧缺”，目前国内大多数人把目光聚焦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即将“一线工人紧缺”等同于“民工荒”，且多从宏观经济学的维度分析，认为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早在2008年，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就指出，珠三角地区已出现“刘易斯拐点”，并建议广东实行产业转移时，调整要适度，以防过多密集型产业倒逼。
事实上，在高中教育已经普及化、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的背景下，毕业生群体尤其是高中毕业生已成为新增就业的主力军，“一线工人紧缺”不能简单归咎于“民工荒”，而是要思考教育在人力资源供给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中职与普通高中教育严重失衡。在中等发达国家，中职或相当层次毕业生占就业人口50%左右。我国虽然三令五申要求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的招生比“大体相当”，但就现实来看，少数地方普通高中学生占比甚至达到80%，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就业人口初次就业时间，缩短了就业时长，增加了就业预期，也埋下了人力资源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间错配的“种子”。
研究型高校和应用型高校占比严重失衡。在发达国家，研究型高校和应用型高校间呈“金字塔”结构，这为发达国家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了教育支撑。反观我们的高等院校，绝大多数走的是研究型路线，直接导致了应用型技能人才的缺乏。同时，研究型人才培养质量也不高，增加了人力资源培养的成本，导致人力资源错配，以致于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呈现出明显的“慢就业”“懒就业”“不就业”等新特点。
基础教育阶段职业生涯教育严重缺失。发达国家大多十分重视中小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以此牵引学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尽快进入就业状态。以美国为例，小学开启职业了解，初中开展职业探索，高中开始职业选择。芬兰则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生活教育课程，让“学生当家”，通过“动手”“动脑”“动感情”为未来奠基。
从“民工荒”到“一线工人紧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受文化传统、资源禀赋、发展道路、所处发展阶段的影响，这种现象在不同国家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但都与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有一定关联。作为制造业大国，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内国际双环境，留给教育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十分有限，这将倒逼整个教育体系改革。
当然，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其现实存在的突出问题都与错误的教育观不无关联。新中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人才极度缺乏，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奉行“智育至上”。如今，这种惯性依然盘根错节，难以在短期内撼动颠覆。
基于此，教育改革要从培育正确的教育观做起，在此基础上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解决“一线工人紧缺”难题，教育改革一定要下真功、出实招，尤其要进行一体化设计，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基础教育改起，让职业生涯教育成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从严落实中职、普高招生“大体相当”政策，着力改善人力资源构成结构；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同时，还要加强劳动教育，大力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和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