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八届美国政府和五届中国政府，始终遵循一项政策——概括地说，即建设性的接触政策。尽管两国关系出现阶段性的不稳定、问题甚至危机，这个基本政策始终没变。一些事态的发展需要时间、灵活处理和智慧来化解，有时会给两国留下伤疤。但是，这些挑战未曾改变我们对两国关系的整体评估，即双方需要为根本的和共同的利益而合作，而冲突的代价将远高于合作所可能带来的收益。
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美两国对彼此实力的评估从未引起两国社会对中美关系基本政策的反思。就像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似乎习惯了“与霸权共存”。美国也稳坐霸主之位，忙于处理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9•11”事件后，中国被看作无威胁性国家，而且也愿意为“反恐战争”动用自己的一些资源。在“9•11”后美国自我反思的那段时间里，美国驻华大使雷德（Sandy Randt）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演讲时称，“我们已经看到了敌人，但那个敌人不是中国。”
在经济领域，我们各自社会的内部对经济增长的期望塑造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使我们把许多根本性的摩擦，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人权上的，摆到次要位置。在“希望”和“忧惧”之间维持积极的平衡，使两国表现出克制和耐心。然而不幸的是，自2010年以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迫近。我们各自的忧惧比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压倒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的临界点。
我们正目睹对一个总体上积极的美中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某些支撑力受到侵蚀。虽然中美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今天美国政策精英中的重要成员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看作对美国“主导权”（primacy）的威胁。而在中国，一部分精英和民众将美国视作中国取得正当国际地位的阻碍，并且无助于中国维持国内稳定，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正在增长。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转述某份来自中国的文件（可能是最新发表的《国家安全蓝皮书》）的表述时概括得好：“在北京看来，美国坚决反对中国崛起……北京认为美国的对华策略有五大目标：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削弱中国、分裂中国，并且破坏它的政治领导力。”而据陆克文的描述，美方对北京的表述也不怎么积极：“北京的长期政策旨在将美国彻底逐出亚洲，以便在这一地区建立中国的势力范围。”
大约自2008年以来，一系列地区和全球的形势发展和突发事件为这类消极论调在两国社会的滋长提供了肥沃土壤，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形势发展、美国无力迅速自拔于中东中亚的泥潭，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国内外政策走向的疑惑。
当前中国围绕价值观问题、颠覆论和“幕后黑手”说的争论，令一些中国以外的观察家，感到不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照这个情形发展下去，双方将日渐缺乏安全感，并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蓄意的、偶发的或者引起连锁反应的暴力事件会越来越多；整个世界将看到，需要中美共同努力的跨国问题中的合作越来越少；并且两国社会的经济福利也将被削减。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必须重新思考对“主导权”的定位，中国也有必要重新自量其力，并量力而行。中国期望在国际事务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中更多地发声，美国必须以恰当的方式满足中国的这一合理诉求；另一方面，中国应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使它们安心。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通融”（accommodation）和“妥协”（compromise）这两个词语都不应被赋予贬义。中美两国务必要以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自身的实力——是什么构成了他们自己的实力？在一个以相互依存为本的国际社会中如何才能发挥自身实力？我们必须系统地强化中美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必须建立安全和经济的连带机制。亚洲的均势和稳定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由中美任何一方主导。
近五十年的和平已经让那些忘记或未曾体验过冷战代价的人失去了居安思危的意识。
“青萍之末”
与以上这幅黯淡画面形成反差的是，近期美中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某些重要而积极的进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再三强调的要致力于避免冲突、加强合作、寻求双赢的结果——即形成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其他领域的进展还包括：双方共同致力于达成双边投资协定（BIT）；中日关系、中越关系的一些进展；气候变迁领域内的进展；军事交流的相对改进；还有近期和即将再次举行的习奥峰会。贸易、金融和其他领域的经济交往正在进一步发展，美中学生间和文化间交流也呈现一派欣荣景象——美国三分之一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中国。
尽管如此，两国领导人的一些言辞和行动却并非我们所乐见。在已经公开的奥巴马总统2月18日对白宫人员的指示中这样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是美国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国家为本世纪的世界经济制定规则。”这样的言论（及其在此后美国国内政策中或强硬或软化的反映）是不切实际的，并且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不仅使那些已经对美国起疑的国家，也会使我们的盟友疏远美国。这种态度致使美国在一开始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而最终的结果是57个国家（其中包括众多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不顾美国最初的偏好而同意成为AIIB的创始成员国。某位美国官员公开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声称这种做法“不是同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
类似这样的举动，削弱了美国对朋友和竞争对手的影响。
这样的言论，无论出自华盛顿还是北京，都是无济于事的。
当北京和华盛顿都在文雅的公开讨论中使用“竞争对手”的修辞时，两国的战略思考家越来越将行动建立在中美互为安全领域的“敌手”的假想上。如果人们像我一样认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在根本上胜过了经济和文化利益，那么这就意味着，两国共有的无可争辩的巨大经济和文化利益，或许无法压制不同的安全顾虑。
一个国家要引起另一个国家的安全焦虑的途径不止一个：一是找出自身安全所感受到的挑战，并提出以诉诸武力的方式应对。这类声音如今在美国甚嚣尘上，尽管还未落实为政策。这类观点的言外之意是：过去数十年与中国的接触性努力给华盛顿制造了一个国家安全的挑战者，而不是合作伙伴；美国需要制定新的对华战略，以维持美国的主导权；对付中国需要有更严格的出口控制和更坚强的盟友阵线；要在相关地区增加国防开支和军备部署，同时在导弹防御上进一步加强与盟国的合作。
另一种引发疑虑的方式，如在中国的例子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声称：美国在亚洲有效行动的能力正在逐步降低；该地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已经消失；美国已为日本 “松绑”，让后者在亚洲地区横行霸道；应该忽视美日同盟的安全利益，转而关注这一同盟存在的所谓不稳定性。
更令人忧虑的是，很多美国人认为北京正在逐步单方面地改变中国东海和南海的现状。
在过去的15年里，中美两国国内话语的论调都是从接触论，转向轻微阻碍论，进一步变为严重阻碍论，最终越来越偏向威慑论的方向发展。威慑论的语汇导致了对威胁、意图、军力、反击能力和可信度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语汇与我们在过去40年里通常使用的大相径庭。让我最担心的是，两国精英和大众讨论的重心正在渐渐转向更加极端的、且相互唱和的分析模式和政策建议。以往的政策并没有崩溃，但正在逐步式微。
这种政策趋势的深层原因
那么，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有哪些呢？
第一，1978年以来，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虽然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中国在社会发展与治理方式、经济政策和国际公民意识（international citizenship）等方面正“朝向积极的方向”迈进，但现在这种对华认知在美国，特别是美国的政策精英中，出现了明显退化。美国人曾经坚信，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对外开放及其与世界融合进程的推进，假以时日，中美之间的价值与／或利益趋同将日益加深，但这种信心正受到挑战。在安全领域，尽管近期两国在军方交流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上有了进展，但对中国正“朝向积极的方向”迈进的信心日趋低落，这意味着经济上相互依存会逐渐带来安全合作的观点越来越遭受质疑。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内政外交走向的评估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一个临界点。应该说，中国的某些国内经济举措看上去颇为积极。
第二个认识上的临界点是国家实力。直到新千年之初，美国仍然觉得自己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世界唯一经济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内党派僵局以及2010年以来中国在东北亚、东亚、东南亚活动及其引起的反应等综合影响下，这种安全感正在逐步丧失。与此同时，中国却享受着加入WTO之后的高速增长，平稳地渡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且成为了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我看来，中国的领导人和公民都希望，自己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能在国际体系中带来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大的影响力，使北京在核心问题上有更多的筹码来获得更有利的结果，同时，让北京在IMF等全球治理机构中得到“更大的话语权”。当其他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被认为采取了损害中国正当诉求的行动时，北京力争一个新的、更有利的状况。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再平衡）”策略让北京更加相信，一个实力正在下降的美国试图将日本和其他国家变成其代理人，联合起来围堵中国。
第三个认识上的重要临界点是在技术上日益明显的不断相互作用，在这一环境下，一方取得技术突破和新的军事能力，会促使另一方采取自认为是防卫性的技术手段来保存自己的实力。这一过程所导致的军力层层升级，使各方在军费增加的同时，安全感往往越来越低。这种情况在中美围绕海、空军事力量、空间技术，特别是网络的互动中是显而易见的。甚至美国陆军也跃跃欲试，想在应对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的行动中获得更多表现机会。
美国试图使更多的信息流入中国，这一举措自然引起北京的疑虑，因此，中国不仅用“长城防火墙”加以抵抗，也用新研发的进攻性技术来摧毁外部网络威胁。当然，斯诺登的揭露使美国的行动被摆上了台面，北京理所当然会对此产生警觉。实际上，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军事、外交和政治领域都已出现——美国扩大了与日本的军事合作，而中俄联合军事行动也变得更加频繁。
最后，我们要考虑两国国内政治的问题，美国大选也正如火如荼，使得这一问题显得愈加重要。美国大选的主角是一班全新的总统候选人。在美国大选中十分重要的是锁定那些对选民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为财政紧缩时扩大军费开支提供理由的安全议题。不仅如此，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当前的中美经贸竞争对美国并不公平，而近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激增很有可能会增强人们的这种感觉，并催生某些要求采取应对措施的呼声。有人声称，美国经济空心化，部分是明里暗里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造成的，因此经济和安全问题正在合二为一。在中国，自然也有利益集团。
政策启示
那么，应该怎么办？让我们从阐明两个基本原理开始：
第一，国际上相对权力的分配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而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中国。在美国占全球GDP35%时为人们自然接受的战后世界秩序，在这一占比低于20%时便难以为继了。这一事态发展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绝对福利和绝对力量的下降，但是这确实意味着，在其他国家崛起的情况下，以美国绝对主导权为前提的机构设置和行为模式需要调整。“适应”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大发言权的正当愿望并不是衰弱或绥靖主义的表现，这对国际秩序的稳定与美国影响力的维系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抵制新兴机构与拒绝承认影响力的再分配，只会不断将美国推向孤立和疲于应对的境地。美国需要的是一场在媒体、政府官员、学者和公众之间广泛而明辨事理的讨论。
第二，任何容许地区性大国获得不均衡影响力的、能让人联想到所谓势力范围的主张，都不是稳定的良方，也不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所能接受的规则。我认为北京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改善和主要邻国的关系，搁置一些海上争端。多年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对越南的问题上做到了这一点。后来，邓小平在对日问题上也是这么做的。
首先，我们必须开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进程，中美两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在这一进程中建立包容性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并调整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和地区机制，使其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新的权力分布。IMF投票权配额的问题应当是其中容易解决的一条。尽管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来达成，但如果不这样做，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会寻求单方面增强自身的安全力量，建立平行的经济和安全机构，那么，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和中国越来越滑向更加敌对的状态。
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某种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规划这样一种远见。我们不需要五十点主张，但确实需要阐明一两个主要观点。第一点要阐明的是，世界已经改变、权力分布已经改变，均势和稳定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而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主导都不足以达到均势的稳定。第二点应该阐明的是，两国会通力合作，并与别国合作，共同建立和调整当前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反映新的现状。简单来说，我们要建立的是基辛格博士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
其次，这样一个声明应当遵循和强化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和中国应当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上合作。美国对亚投行最初的反应是错误的。举例来说，华盛顿和北京（可能加上两国的非政府组织）本来可以在阿富汗的项目中进行合作。在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方面，正确的方向是鼓励双方向为对方创造就业的企业进行投资，推动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尽快达成。美国必须进一步表明在满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原则的条件下欢迎中国加入。
除了书面宣言以外，中国需要再一次向外界保证继续进行对内对外改革的决心，就如1990年代初邓小平用自己的“南巡”壮举所设法做到的那样。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责任公开反对偏激的民族主义言论，提醒他们的人民，两国双边关系存续的战略理由十分简单且不容动摇：不管是世界还是我们两个国家，都承受不起中美互相为敌所要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