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浙江丽水乡村春晚为例
浙江丽水的乡村春晚久负盛名。按丽水网“丽水乡村春晚引起全国瞩目”新闻专题的介绍：
丽水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大群众春节期间自导自演办春晚习俗由来已久，成为秀山丽水乡村年味的一大特色。闻名全国的“月山春晚”起源1946年，1981年开始盛行并连续举办36年，被誉为“中国式乡村过年之文化样本”。2016年春节，丽水全市自办乡村春晚多达772台，出现百万群众上村晚、20多万外地游客走进秀山丽水乡村过大年的文化盛景……
除夕之夜的猴年央视春晚还余音未绝，正月十四，笔者就应邀观看了浙江丽水缙云县官店村乡土戏剧春晚。这场“村晚”是2016年丽水各地举办的772场、缙云各地举办的97场“村晚”之一，与松阳县大东坝客家民俗文化村晚、莲都区畲汉民俗村晚、遂昌县民间杂技村晚共同作为精选而出的四场独具特色的丽水“草根村晚”面向海外直播。
置身乡土“村晚”这一生机勃勃的乡村文化实践当中，笔者对农村新文化的生成、文化的有机性、文艺的引领价值等问题有了更深切的体认。浙江丽水的乡村春晚的确为我们思考乡土文化复兴与中国软实力建设提供了贴基层、接地气思考，和剖析知识症候、镜鉴自身的机会。
一、“春晚”与“村晚”
看完缙云县官店村这台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戏曲“村晚”，笔者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它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有机的、多样的和积极向上的。
从直观上，整台晚会看起来是传统戏曲，但吸收了很多现代元素：像文化礼堂外面的大屏幕直播的现代技术手段，像在内容上有不少现代戏曲和反映现代生活的曲目，像很多现代词汇和现代乐器的加入，像非常现代的舞美、灯光等;还有就是从整台晚会的价值观上，是反映现代情感和具有引领性的，没有什么封建落后的东西，看完感觉非常提气、喜乐。
而且从女性角度这个“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来看：乡村在传统上都是非常男权中心的，但在这里，整台晚会的内容，实际上凸显更多的是女性，是女性的智慧、美丽和勇敢。例如开场的婺剧器乐合奏和结束的《杨门女将》选段，都是女性占据舞台中心位置;不但如此，在幕后女性也占据重要地位。比如开场前登台讲话的官店村委会主任是女的，还是外村嫁过来的一个年轻媳妇。兼村委文化委员的村妇女主任在晚会的组织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到，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性别政治和性别表达都是很正面，所呈现的不是一个固化的传统乡村。无论从手段、内容、精神到性别观念，这台村晚都是现代的。
这台“村晚”的群众性和有机性也令人印象深刻。官店村“乡土戏剧”春晚的有机性首先在于，对这个村庄来说，戏剧本身是有机的。官店村有远近闻名的戏班和源远流长的戏剧传统，村里的婺剧戏班平常都有训练和演出，村民“卸了戏妆能下田，上了舞台能唱戏”。而婺剧又是缙云本土的戏曲品种，是县里重点扶持的文化品牌。所以把这台“村晚”定位于“乡土戏剧”春晚，是有机于缙云县官店村的，不是强加的，它有戏剧的优势和传统。
在演出的形式和内容上，这种有机性表现为与本地的乡土生活紧密结合。例如末尾压轴的节目《杨门女将》，不仅是本村编排和本村人主打演出，而且非常凑巧的是这个村本身就以杨姓为主。
官店“村晚”上的戏剧形式多种多样，有传统戏剧，也有现代戏剧，有《沙家浜》这样的红色京剧;有将相之家的虎虎威风，比如《杨门女将》，也有民间草根的风趣故事，比如《老鼠娶亲》、《牡丹对课》;总体上是传统婺剧的唱法，但其中也结合了京剧和越剧选段《送凤冠》。在婺剧小戏《老鼠娶亲》里甚至有段踩着锣鼓点的街舞，结尾还以通俗歌曲《我想有个家》点题。所以，虽然是乡土戏曲，但是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多样的。
由乡土春晚的“喜闻乐见”，笔者联想到对2016年央视春晚从“权力”和“资本”角度提出的各种批评。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群众文艺与社会之间是“有机”还是“无机”的;同时，用权力和资本来批判，可能很痛快，却也可能不知不觉落入左翼的教条主义和右翼的反政府主义的俗套。关键在于，不能把权力变成一个天生的贬义词。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当然要弘扬某种价值。问题在于怎么样去弘扬，以什么样的机制去弘扬。
有意思的是，如前面提到的，在官店“村晚”村委会主任(也就是“村长”)是出面了的，但这个出面很简单，甚至没有自我介绍，基本上是一个主持秩序的、当家者的角色;作为宣导性价值和秩序的人格化，主持人的串词不算多，有一点主流的意思，但确实没有很多，而且在观众里是得到关注的;演出当晚，县里的有关部门领导、镇里的领导都在场，但他们从头到尾都是以观众的身份坐在那里，没有任何喧宾夺主的言行和举动。整台晚会没有任何商业味，微信只是一个借助推广的工具，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公司赞助。
总而言之，从笔者的观感而言，丽水的乡村春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特色文化现象引来众多关注和“点赞”，就在于我们能从这里看到一个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的存在。
但同时，当我们讲这里的“村晚”有机于村庄共同体，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它完全是靠一村之力，在沒有任何外部力量支持、尤其是各级政府支持和引导下完成的。比如，官店村上演“村晚”的礼堂，叫做文化礼堂，而文化礼堂建设，本身就是浙江省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工程。这些礼堂大部分是以毛泽东时代的大会堂为历史原型进行改建、重建，是一项试图重新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系统工程，这个硬件本身非常重要;还有比如缙云县对婺剧的扶持：尽管作为浙江省的欠发达县，缙云县财政紧张，但仍然拿出一定的资金来支持婺剧发展，比如支持设立民间的婺剧促进会，比如像官店村也会得到政府的部分资金以资助剧团和举办相关的文化活动;还有像这样的“村晚”活动也会得到政府文化部门的指导和支持的，缙云县文化馆会对晚会的形式和内容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引导，官店“村晚”上那台让人印象深刻的婺剧小戏《老鼠娶亲》就是县文化馆的原创，创作过程中还与省文化主管部门有互动，并得到相应指导。所以，不是说这里的“村晚”就是完全内生的、纯粹属于村庄共同体的、政府是没有角色的，实际上政府是有角色的，这个角色包括提供基础设施、包括资金上的扶持、包括节目内容上的引导等，甚至包括由县文化馆直接提供像《老鼠娶亲》这样的节目。国家权力在其中的角色还体现在官店村作为浙江省的文化示范村，是得到省级的重点扶持的，还有，这台晚会是通过国家文化部下属的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台联合丽水市文广新局进行全球直播的，是今年在丽水市直播的四台“村晚”之一，而且作为国家保障，直播时文化礼堂后面就停着一台巨大的国家电网应急车。
所以，不是说要不要国家角色的问题，也不是先入为主地把国家认为是负面的角色，只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批判，关键在于权力的政治性质和导向以及权力在什么样的层面和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发挥作用。
二、“危言”与“症候”
在官店“村晚”上，推陈出新的婺剧小戏《老鼠娶亲》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借用“老鼠娶亲”这样一个在缙云当地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和文艺题材，以老鼠的视角对城市中心主义作了批评，演出了乡村新一代在城市生活经验基础上对乡土生活的新认知和自豪感。这种情感与认知，既不同于官方话语的歌舞升平，也不同于中产阶级思乡病式的浪漫想象，更迥异于乡村衰败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大众媒体叙事。当它以诙谐的形式，从农民口中，在农民“村晚”的场合，作出如此自信的乡土文化表达，恐怕是超出大部分知识分子想象的。
《老鼠娶亲》的确反映了乡土的某些层面，但它不是一个本质化了的乡土。它已经是新一代的农民、城市打工者，经过城市化的洗礼，借用老鼠的口吻对什么是好生活的反思和选择。在“如再留恋城市不搬家，吾等鼠辈迟早要灭亡”的痛彻领悟基础上，他们转而向往乡村的“桃花源”的生活。这当中还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它歌颂劳动，它说我们留在乡村，不仅是因为这里有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还因为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与此同时，就像它台词里说的，待在城市里则是“有了条件没了尊严”——它强调的是要活得有尊严，而不只是简单的物质生活。所以这个节目从引领的角度，既有现实主义精神，又有非常明晰的引导意义和未来指向。它是出于现实的，虽然是一种理想化表达，但本身具有一定社会基础和现实基础;作为一种文艺和文化，它又是高于现实的，起到了引领作用。而且由于在艺术形式上的活泼谐趣，这种所谓的“正面引导”并不唐突和生硬，不是呼口号和脸谱化的表达，不是空洞的对乡村与劳动的歌颂和美化。
这出妙趣横生的婺剧小戏，让我们看到乡土文化的传承不是固化的简单的传承，有主体经验的翻新、有新文化形式的借用，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流动的农村文化在交流中生成的过程，是新文化创新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角度上、在许多角度上，这都是一个“有希望”的过程。
由《老鼠娶亲》这个节目，笔者想到，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总是在讲一个严重问题，是农二代“回不去”的问题，认为阻梗在城乡之间“上不去，下不来”的一亿五千万新生代农民工是未来中国的真正危机。这个节目也启发我们看到基层现实的另一面，就是农民工二代的自我觉醒和对乡土价值的重新认知。
此外还要追问：农二代“回不去”“不回去”的话是谁说的。说农二代回不去，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我们知识分子替他们代言了。这么一来，就有满世界的舆论说他们回不去;这么一来，在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反作用”的角度上——或许就会预言成真，就真的回不去了。所以官店“村晚”上这个婺剧小戏的价值在于：它有现实基础，而且真的起到了文艺的引领作用。这也启发我们：知识分子、媒体从业者和文艺工作者不必非得摆出一副消极主义的姿态，在大唱哀歌中体现忧时济民的情怀。
这在如何看待2016春节期间铺天盖地的反映农村溃败和城乡鸿沟的“回乡笔记”式新闻报道和媒体事件上同样关键。与对猴年春晚的极端评价相映成趣，2016年春节期间有关乡村衰败的媒体叙事似乎也达到近年来的顶点，而且出现了明显的“左右合流”，以及知识界与媒体猎奇的合谋。这种合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面对农村凋零的感伤和痛心，已经不仅成为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正确”，也几乎成为关乎知识分子良心的整个知识界的“规定姿态”。
那种乡村凋敝的叙事，当然也有其根据，尽管表现出高度预设性，但有些农村里土地荒芜、文化空心化、赌博盛行、村民自私自利等，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但那样的农村也是中国的极端，只能代表一部分乡村。笔者认为，应避免对乡村的一概而论和以偏概全。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严重分化的大背景下，城乡分化、乡村内部分化也同样剧烈，“乡村”、“村庄”、“农村”这些词本身已经没有太多的描述意义了(当然，相对于城市还有其描述意义)。正如贺雪峰曾提醒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农民”一样，恐怕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农村”了。真正科学的态度是对农村分化保持高度敏感，对任何关于农村的即使是在真实叙述基础上的全称联想都应小心谨慎。
必须警惕的是：某些媒体对农村死亡的“奇观”故事总是特别敏感，愿意乐此不疲地炮制加速逃离农村的文化想象和刻板成见。尽管相对于某些媒体的哗众取宠，知识分子有关乡村衰败的写作，在态度上大多是严肃和真诚的，但在传播上，却往往表现为以“真实农村”“真实中国”为名义的猎奇展现，作为一个传播现象，还带有城市中心主义的猎奇和居高临下的视角，并且愈益凸显城乡对立的意味。
知识分子回乡见闻的题材和“故乡沦陷”的主题，大概从十几年前随着三农问题凸显就开启了，并形成阴郁风格和延续脉络。与其中从悲观、失望、迷茫到绝望的知识分子“心态史”相呼应的，是在这种知识分子与媒体合谋的衰败叙事中的“真实农村”一路走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的全面崩溃，仿佛变成人间地狱。知识分子在这当中的确看到了乡村的各种问题，但是却没有出路，而且也不愿意承认这个国家——包括村庄本身及省、市、县及乡镇各级政府——他们创造种种条件的努力。
不能只看到负面的东西，不能仅满足于良知的表达，要看到政府的可能、民间的可能、政府和社会互动的正面的可能、看到农民自己的创造性。而实际上很多左翼学者不愿意而且不可能想象这样的未来。很多人囿于传统士大夫情怀和学院高墙之内，并不进入乡村，不与工农结合，而只以一种“摇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想象问题;从右翼的角度，又往往不切实际地抱定以美国式“大农业”来消灭农民的成见。所以，在这个时刻，媒体、知识分子(左翼也好右翼也好)，怎么样来看农村，以什么样的学术和什么样的舆论来引导，是尤其重要的。
三、春节舆论场上的“三台戏”
如前所述，2016年春节期间的一个重要文化/媒体现象，是唱衰农村的网文以前所罕见的规模和影响力引爆社交媒体，除了《走向死亡的农村》，还有诸如“上海姑娘因一顿饭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东北农村礼崩乐坏”等热传朋友圈的事件，从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爆出，经商业化都市媒体放大，再返回社交媒体平台，产生大量针对农村的猎奇和审丑的话题，最终汇成“农村逃亡大合唱”。尽管上述三起事件没过多久就纷纷被网信办证实系假消息，但其中的舆论狂欢还是将城乡撕裂的社会痛点真实暴露了出来。
作为舆论事件的这种逃离农村“大合唱”不仅意味深长，而且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来，围绕央视春晚、笔者在浙江缙云官店村所看的“村晚”及某些市场化媒体(包括社交媒体)的唱衰乡村，实际形成三种高度相关的表达和构成三个微妙的舆论场，组成“村晚”“春晚”与“网民狂欢”之间犬牙交错的三台舆情戏。或者，站在笔者亲临其境的官店“村晚”的角度，这台“村晚”实际上同时对官方和非官方的、但都是城市中心主义的舆论场提出了挑战。
首先，就“村晚”与“春晚”的关系而言，在文化与社会有机联系的意义上，也许“乡村春晚”比央视春晚要更能代表文化的本义和“春晚”本应扮演的角色。站在舆论场角度，对春晚的批评也存在学者批评脱嵌社会、小资以微信和微博吐槽为主要方式的批评政治逆反的问题。但尽管存在鲜明对比，也不能因此把“乡村春晚”与“央视春晚”对立，以及潜在地把乡村与国家对立：这里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不是“村晚”对“春晚”，而是从“春晚”到“村晚”。
一方面，很多“村晚”实际上是受了央视春晚影响(笔者所看的缙云官店“村晚”延续了六十多年，算是特例)，加上政府文化部门的有意扶持，才遍地开花的——起码在作为文化大省的浙江是这种情况。央视春晚作为一个被模仿的对象，在“综艺晚会”的形式上起到了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笔者看的这台官店村“乡土戏曲春晚”，它不仅是“乡村的春晚”，也是“国家的春晚”。从其使用的视觉符号看，开场视频中出现的是辉煌气派、让人马上联想到北京故宫的大红门，而不是农家的木门荆扉，或许有人会说它“变味”了，但从另外的角度正面理解，它为什么不可以代表国家?为什么不能用北京的大红门?难道只能像2015年春晚那样，由央视到浙江缙云的河阳古民等乡村取景，拍一点河阳和其他地方的乡土建筑和民间过年场面，作为“乡愁”一曲的影像背景材料，而“村晚”就不能把北京的大红门拿来当文化符号吗?尽管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台和政府文广部门的介入对“村晚”的形态和自我认知会有影响，但能否因此就批评“村晚内在化了城市视角”?当然，这种“村晚”在内容和主题上复制了城市中心主义的视角的现象也是有的，这反映了城市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影响。不过，具体到这次看到的官店村晚，笔者从整场晚会上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在乡村与国家的关系上，如前文讲到官方引导和政府角色时已经涉及的，这已经是“层层国家”在场的乡村：有乡村最基层的文化干部的组织、有县文化馆的支持，官店村是缙云县“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扶持对象，是“丽水市文化名村”和“浙江省文化示范村”，这台晚会还有国家文化部的网络电视台转播……这是一个有强大的国家在场的乡村，从这个角度上，这台“村晚”当然也是国家行为，是这个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另外，技术很重要，直播这个形式很关键。正如笔者一直强调的，官店村这台戏曲春晚是通过文化部下辖的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及丽水市“文化丽水”、“村晚部落”等媒介向“一带一路”上2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网络直播的。如果说央视春晚是从北京通过电视网络往乡村和世界发出，官店村的“村晚”就是从乡村往整个国家和世界发出的，虽然与央视春晚不在一个平台，却是一种基本平等和互动的关系，且同样代表“国家形象”。这是乡村在通过现代转播技术手段向国家喊话(the village talks back to the nation)，尽管双方有强势有弱势，但却不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单向传输，而是一个双向的“回望”和“回话”的关系。因而这是一台乡村的春晚，但这里的“乡村”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或本质化的“乡村”——那样的乡村反而不存在，存在的是已经全球化的、有国家重新介入的乡村。这是一种有意思的新型的乡村与国家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不能把北京和乡村、城市和乡村、国家和乡村僵硬地对立，它们都是这个国家不同层面的部分。
这里也需指出：讲到各个层面的国家在场、讲到网络全球直播对其形态的影响，这些变化还并不至于使它脱离乡土，但其中也的确隐含被国家挪用的挑战。对“村晚”自身，笔者希望它不要因为变得“高大上”就脱离乡土文化的历史脉络;对政府文化部门来说，笔者希望它们能小心善待，不要使“政治任务”压倒“村晚”的群众性和有机性，不要把它变成脱离群众的意识形态宣传。
而就央视春晚自身的脉络看，它也曾有朴素的形式和共享的价值，我们今天对“村晚”的欣赏目光，多少有“礼失求诸野”的意味。今年央视春晚在“政治正确”上的变化未必不能凝聚共识，这就有文化精英因自己的立场和身份造成的创造力贫困的问题，有作为媒体体制一部分的春晚生产体制的问题，也有观众分化的问题。而且前面讲到的对春晚和农村的微信圈吐槽本身也是最大问题：一边吐槽春晚，一边猎奇贫困，两者都展示了作为这一舆论主体的城市小资的政治背叛和道德优越。
例如，为了迎合这种猎奇，那篇骇人听闻的《东北农村礼崩乐坏：村妇谋划组团“约炮”》的虚构之作，熟稔利用春节“返乡日记”的体裁和故乡衰败的题材，将一个局部的低俗化情节放大为标题，实际上与之前某些市场化媒体对“农村色情化”、“色情消费包围农村”之类泛滥成灾的传媒渲染——这种渲染手段无疑体现了中国媒体的城市精英主义的、中产阶级道德洁癖的，和对农民居高临下的议题设定方式——一脉相承并登峰造极，在传播上已属不堪、令人不屑;而这位《财经》记者带着“良心写作”的冠冕，却不顾任何冠冕堂皇的“专业主义”宣称，赤膊上阵，杜撰虚构，污蔑家乡，更是树立了恶劣典型。这种对农村贫困溃败和道德沦丧的猎奇，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而作为城乡对立的戏剧化呈现，同样被认定为假新闻以及同样突出女性身份以吸引眼球的《霸气媳妇回农村：光干活不让上桌掀翻了自己做的一桌子菜!》关联着作为“知识分子回乡笔记”分支的“城市媳妇回乡记”的叙事类型。在这一类型里，城里儿媳作为城乡差距的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人格化承载，被假定具有更客观的视角、更敏锐的感受、更细腻的笔触和制造更具戏剧张力情节的能力。媒体和网民对这类文章的热传热议，并不像名义上宣称的那样，是出于对“质朴表达”和“真实情感”的推崇，而显然是因为这符合了农村作为不毛之地、溃败之所和封建堡垒的猎奇想象。
与前两者相比甚至闹得更加沸沸扬扬的“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事后也被证明是阴差阳错、子虚乌有。这一系列推动舆情升温的假消息，标志着城乡分裂对于社会心理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无论是莫名其妙的乌龙，还是耸人听闻的造假，背后都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真实(或者说是区别于“事实真实”的“本质真实”)：一方面，“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之类的假新闻显然真实地戳到了城乡撕裂、城乡鸿沟的痛处，触及到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带有普遍性的“情感结构”，这是国民心理上的真实;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和微信网友对此的悲叹和唱衰，表现出一种手足无措的道德恐慌，背后又是一种以道德关怀为姿态的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这是小资心态上的真实。
由此我们看到，作为两个彼此拧巴但又分享着共同的城市中心主义价值偏见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政治倾向，央视春晚缺少真正触及城乡关系以及对此进行正面引导的内容，在城乡关系、城乡鸿沟这一国民心理痛处上多少表现出一种漠视态度;以城市中产和小资人群为主的微信朋友圈的“民间舆论”，在一片道德恐慌和哀叹悲鸣中，又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任何有正面意义的农村生动现实和具体实践。而既不同于央视春晚的“不知所措”和“置之不理的回避”，又不同于“民间舆论”的“手足无措”和“耸人听闻的批判”，恰恰是官店“村晚”上《老鼠娶亲》的节目在这两者之间，以一种农村女把到了城市的打工仔“倒插门”“娶”回农村的情节设置，同时反转了城乡关系和传统婚姻关系，给我们带来既直面现实又富于建设性和进步意义的文艺启迪。带入了乡村社会视角的官店“村晚”因而对相反相成的两个舆论场——不管是官方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春晚，还是非官方的以城市知识分子和小资为主的逃亡农村的舆论狂欢——都提出了挑战。也只有从春节期间这三台引人侧目的“好戏”之间的对比中，我们才能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张力，看到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之间哪个更有希望，看到所谓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今天的局限性，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提炼软实力在乡土中国和在更广义的民间的意义。
四、“软实力在民间”
我们通常将“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塑造”置于战略传播范畴，好像一提到“向世界讲中国故事”，就得搬出章子怡、姚明，就要把广告打到纽约时代广场。这其中基本没有乡村的位置，民间的、非商业性的文化也大都被边缘化，那么，站在“山沟沟”里，我们该如何重新提炼“软实力在乡土中国”或“软实力在民间”?
一方面，尽管我们往往从国家实力和国家力量的层面定义“文化软实力”，但从文化是有机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角度，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恰恰在乡土中国!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这里的“耕读文明”既不是一幅陶渊明式的文人隐居图景，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抽象理念，它在全部意义上就是追求一种物质与精神生活相平衡、脑力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理想生活方式。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已经“化”为不足为奇的理所应当。这也就是雷蒙·威廉斯所定义的：文化是日常生活。
把文化和生活分开，把文化与大众和平民分开，这是带有精英主义做派的对文化的误解，也是商业媒体和商业逻辑劫持文化的结果。实际上，只要我们回到乡村、置身乡土文化实践，就容易意识到，我们平常在学术界所讲的“文化研究”是多么肤浅、多么脱离社会、尤其是脱离乡土社会，那充其量就是流行文化研究或者说是对商业媒体产生的文化的研究。文化研究应该另有一个天地，这个天地就是乡土文化的研究，而这个乡土文化正是中国软实力的根基。
另一方面，我们说软实力在民间，这与我们讲“民族的”、“民俗的”就是“世界的”视角互补、相辅相成。但在这里不能把民俗固定化为传统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像《老鼠娶亲》这样推陈出新的内容更是软实力的鲜活体现。更重要的是，正如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先生所指出，追求文化软实力关键不是如何走出去影响别人，而是我们有一个自己视为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文化伦理格局，广大人民身在其中，自得其乐。文化“软实力”的首要目的不是以“霸权”方式走出去追求自身“硬利益”——这种“东施效颦”的“软实力”观念只能显出我们自身社会科学想象力的匮乏，而是我们自己有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来提炼软实力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在怡然自得的生活和格局会自然而然对其他文化产生感召力和吸引力的角度上，这种对文化软实力的追求才能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王者之道”和“修文德以服远人”衔接起来。
在《老鼠娶亲》的戏剧里，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农民身上那种自豪感和自信感，他们说在城里没有尊严，像“过街老鼠”，他们说“我们要回到乡村”，在这里可以创造怡然自得的、也就是“桃花源的生活”。在此意义上，从“软实力在乡土中国”可以进一步引申出“软实力在民间”，这个“民间”就是城乡人民对怡然自得的生活的向往和创造这种生活的信心和理念。而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们创造这种生活的信心的来源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劳动——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软实力。也就是说，中国的软实力不是要让我们重复美国的老路去搞权力外交和文化侵略那一套，是我们自己有一个怡然自得的生活，有一个知道大家都过得好的生活。
最后，从中外媒体互动的视角，站在将国内舆论场和海外舆论场统合考虑的高度，我们还可以发现：正如对某些中国电影导演的批评是把中国的落后拍给外国人看一样，这种堂而皇之地对中国农村社会的丑陋化和污名化，是把乡村的落后写给城里人看。这种“定质”“定向”的文化传媒运作的背后是两种可称强势的集体唱衰：国外左右翼合流唱衰中国，国内左右翼合流唱衰农村。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唱衰不仅联系在一起，而且分享同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维护现有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的逻辑，西方主流舆论唱衰中国和国内某股舆论潮流唱衰农村是这个逻辑的一体两面。对西方主导精英来说，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崛起，不希望中国找到新的道路，因而唱衰中国是很自然的;但对中国许多城市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来说，他们倒不是不希望中国崛起，不是不希望消除城乡鸿沟，而是因为其在意识形态上受到西方资本主义逻辑的宰制，看不到另类的选择，也看不到农村的希望，同时也因为他们自身有脱离实际的问题，看不到农村复杂多面的现实。唱衰农村、放大城乡撕裂的结果有可能是“预言成真”，好像农村不可能有另类选择、城乡鸿沟不可能被填补，中国农村就只能为不可持续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出口导向的发展贡献廉价劳动力。因而我们讲“软实力在民间”，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农村是有希望的，中国在促进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是有可能的——或者说这应该是“向世界讲中国故事”的重要部分。
如果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也看不到农村的希望，看不到中国有可能超越以城乡撕裂为代价的发展主义逻辑，中国的崛起就成为不可能。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的崛起必须有农村的崛起，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唱衰中国和唱衰农村的一体两面的内在逻辑关系。
当然，指出两者在逻辑上的一贯性并不是要将两者的态度和动机混为一谈，事实上，两者的主观出发点未必一致。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左翼右翼，在主观上都不是要唱衰农村，而是震惊于城乡的分裂、愠怒于政策的缺陷，而对政策中的新自由主义成分或国家权力运作做有时是矫枉过正的批判，这其中有他们自己认识上的问题，导致看不到正在发生的现实和农村的另类可能性，但逻辑结果和实际后果上却同样是唱衰;此外，也必须看到这两种唱衰之间有一种主导和从属的关系，也就是说由于西方的主导，国内唱衰农村从属于国外唱衰中国的逻辑，有被动的层面，有知识分子自身意识形态被西方所左右的因素，“一体两面”并非处于“同一平面”。
不过，考虑到前面提到主导“唱衰农村”的以《财经》为代表的商业化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舆论导向与西方主流媒体话语最接近、或者前者最易受后者影响这一现状，这两个舆论场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一个平面上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自主性建设任重道远，面对强势的媒体商业化逻辑和同样受商业逻辑驱使的新媒体语境，面对经济不景气条件下更加浮躁和不安的城市小资群体、尤其是汪晖所论及的“新穷人”群体，要实现这一目标更是难上加难。然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性和当务之急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