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分析是无处不在却备受忽视的方法。质性分析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和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在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悉尼·维巴合著的名著《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中有详细的论述。然而，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质性分析的讨论相对缺乏。
一方面，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可能是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的影响，但凡非实证的方法如描述、历史等通常都被认为不是方法，或者说属于没有方法论；另一方面，质性研究包含一个多元、综合、丰富多彩的研究领域，不可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概括和分类。正如质性研究的重要倡导者丹曾和林肯一再强调，只要为了满足自己的研究目的，质性研究者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和说明。
从文献搜索结果来看，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出版了质性分析方法专著，但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质性分析的研究却难觅踪影。事实上，国际政治研究对象具有自身的特征，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中的质性分析方法并不能简单地移植到国际关系研究中。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质性分析进行宏观的整体讨论，通过梳理质性分析的演进过程，阐述诠释学、比较案例分析、模糊集质性比较分析和过程追踪等各种具有代表性的质性分析方法，归纳各类方法的产生背景、演进关系以及特征。
质性分析内涵的辨析
质性分析是什么，范·迈宁的观点可能最具代表性：质性分析是一把大伞。它的范围是如此宽泛，几乎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放到这把大伞下面。沃尔库特详细列举了质性分析包含的２７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质性方法是这样一种方法，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它，但无人能精确说出该方法的内涵。由此可见，学术界对质性分析的定义和内涵并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本部分在辨析质性分析内涵的基础上梳理归纳国际关系质性分析方法的具体类型和发展历程。
１翻译的迷雾对于质性分析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这一术语，国内存在４种不同的译法：
（１）定性研究。早期的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习惯使用这一译法，主要指代有别于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２）质的研究。以陈向明为代表的教育学领域学者在早期研究时倾向于这一种译法。选择质的研究这个译名，主要是考虑到与量的研究相对应。（３）质性研究。
应该说，这一译法更为通行。在中文中质性研究中性的意思比较含糊，似乎有一种推而广之的意味。在重庆大学出版的一套“万卷方法”丛书中，最早出版的曼·邓津主编的《定性研究手册》仍用定性研究译法，但后期出版的涉及该译名的近１０本书都使用质性研究的表述，包括陈向明主编的《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一书。（４）质化研究或定质研究。这主要出现在台湾和香港学者的研究论文中。
香港浸会大学高敬文把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译为质化研究；北京大学高一虹也曾在研讨会上发表过题为《从量化到质化：方法范式的挑战》的论文。总体来看，使用该术语的学者和论著比较少。
２.质性分析内涵既有解读和评判
社会科学界对质性分析这一术语定义存在分歧，不同学科对质性分析的内涵理解也不尽相同。根据麦克斯韦尔、库宾、丹曾、林肯、博戈丹等人的观点，质性分析具有一些共性的特点，主要包括对事件意义的“解释性理解”、自然主义的探究传统、使用归纳法、重视研究关系等。陈向明在其专著中给质性分析也下过定义：质性分析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使用归纳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从已有研究来看，对质性分析内涵的界定十分抽象，研究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图景。
约翰·格林认为，在研究设计上质性研究必然借助于案例方法，而运用案例方法作为研究设计时，性质上并没有脱离质性研究的范畴，两者不易截然区分。因此，质性研究从范畴上讲等同于案例研究。高奇琦也把质性分析方法隐含等同于个案研究和比较案例研究。事实上，这种界定方式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忽视了大量需要研究者参与的实践性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和访谈等。
拉金等人通过与定量研究对比来界定质性分析的本质，认为定量研究是大量案例研究，而质性研究则是少量案例研究。因为定量研究中的变量都比较具体，操作性强，而质性分析中的变量缺乏单一、清晰的度量标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度量，不易进行大量案例分析。因此，案例数量多寡可以作为界定质性分析的标准。从形式上看，定量分析往往需要较多的案例，特别是在统计回归分析中，为了满足模型估计统计检验的条件，样本最小容量要在３０个以上。
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定量分析也经常处理小样本数据，特别是在非参数检验时。同样，质性分析也能处理大样本数据。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多值集（ｍｖＱＣＡ）和模糊集质性比较分析（ｍｓＱＣＡ）方法，处理的样本数量能达到３０～５０个，超过许多定量分析所处理的案例数。因此，以案例数量多寡作为区分质性和定量分析的标准并不科学。
中国学者耿曙、陈玮等认为可以从变量的类型上来区分质性分析和定量研究。质性和定量研究的差别源于其所研究概念的不同，定量方法涉及的概念相对简单清楚，容易精细度量。
反之，质性方法所处理的概念，通常属于“多面概念”，各个层面的关系不易厘清，无法提出单一、清晰的度量标准。因此，质性方法一般处理“定类变量”，而定量方法起码处理“定序变量”。概念的抽象和具体程度成为质性和定量研究的关键区别。然而，这并不符合实际。在定量方法的统计回归分析中，常常需要处理自变量为虚拟变量的模型。
同时，二元Ｌｏｇｉｔ和Ｐｒｏｂｉｔ离散选择模型也是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有力工具。因此，处理数据层次的差异并不是质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根本区别。随着统计技术的发展，处理定类层次变量已成为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特色。
还有学者认为质性研究从形式上讲是一种运用非统计学方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所处理的有关政治现象数据包括词语、符号、图片或其他非数字记录。研究者运用这些数据，不仅要说明国际政治的事实是什么，还要理解并解释其社会意义。克雷斯韦尔还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修辞传统和方法论等５个角度剖析质性分析与统计分析的差异。由于统计分析方法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加之数学工具的引入，统计方法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是学科科学化的必然和必须。因此，质性分析和统计研究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方法与科学方法、非实证方法与实证方法的差别。事实上，许多质性分析也坚持实证主义理念，典型代表就是比较案例分析。罗伯特·基欧汉等人在著名的ＫＫＶ理论中也认定：质性传统与定量传统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风格和方法论上的不同，所依赖的逻辑都是相同的。
３.质性分析的类型梳理和演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很难用统一标准对质性分析内涵和范围作出精确界定。林肯和丹曾指出，质性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研究领域。质性分析不是来自一种哲学、一个社会理论或一类研究传统。它受到很多不同思潮、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起源于不同的学科。因此，通过提炼共同特征对国际关系质性分析作出界定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认识国际关系质性分析的内涵。
首先，排除哪些方法不是质性分析。质性分析要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１）以推论为研究目的；（２）采用公开的程序；（３）非形式模型；（４）非大数据模拟。没有满足上述条件的一定不是质性分析。其次，我们可以通过梳理国际关系质性分析的发展历程，进而列举其所包含的具体方法来认识其内涵。
笔者认为，质性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演变历程大致经历了４次浪潮，每次浪潮中涌现的质性分析方法都是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对象变迁和需求牵引而逐步完善起来的。第一次浪潮是传统的质性分析方法，主要包括诠释学和个案研究。诠释的主要特点是对意义的解释性理解。通俗地讲，对同一个国际政治事件和文本，研究者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和知识结构等进行解读。第二次浪潮是发端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比较案例分析。行为主义革命后，探究因果规律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比较案例分析成为探究因果效应的有效工具，主要包括密尔法、基于布尔代数的比较案例分析。第三波浪潮是质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发展出基于清晰集和模糊集的质性比较分析方法。第四波浪潮是因果机制挖掘方法的兴起，包括过程追踪、时序分析和典型特征等。
过去几十年中，国际关系质性分析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延拓，表现出一些总体性的特征。
第一，哲学基础更加多元化。现象学和建构主义等一直是国际关系质性分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近年来，实证主义开始为质性分析所吸纳，并且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实证和诠释本处于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对峙状态，现在却成为质性分析两块最主要的阵地，由原先的激烈对立关系演变为相互包容甚至融合的状态。
第二，研究过程更加规范和高效。质性分析在阐释问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为了尽可能消除“解释者偏见”的批评，质性分析也开始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以使结果更加客观，结论更加可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质性研究强调程序的规范和格式，一项研究往往是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建立假设命题、再收集数据进行检验。
二是质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的融合。质性分析和定量研究曾是两种尖锐对峙的方法。质性分析认为它自成一体，可以完成从形成概念到检验假设的全部研究过程。而在定量研究者看来，质性分析常常被看作是定量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目前来看，质性分析尝试引入定量研究中“信度”、“效度”、“代表性”概念，以消除主观选择性误差。同样，在定量研究中即使是基于海量数据挖掘，也只是发现相关关系，而不能发现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在认识论上有特定的要求，本质上是演绎性质而非归纳得出，因此需要定性分析的协助。
三是计算机软件的应用。当前，质性分析已从个案或少量案例分析发展为多案例分析。当案例和变量的数量只有两三个时，原因分析可以通过传统的“头脑风暴”来进行。但是，当案例数量有１０多个乃至几十个时，仅仅用大脑的简单逻辑推理很难进行原因分析。这就需要借助计算机编码和程序。在质性比较分析领域，拉金、尼尔·卡伦和阿伦·帕诺夫斯以及日本学者野爱郎都开发了相应的质性分析软件。事实上，质性分析过程的数字化和计算机化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第三，质性分析呈现摇摆性。质性分析从诠释转向实证、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这里并不是暗示说新的方法一定比经典的方法更具优越性。实际上，人类许多认知都是在两种差异之间进行摇摆和平衡。在国际关系学科发端时，研究者可以“无师自通”地根据研究议题采取各种方法，导致诠释学的崛起。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追求科学化成为质性分析的主导，钟摆从诠释摆向了实证。
然而，随着国际关系学界对因果机制的关注，诠释方法又凸显其重要性。目前研究中已出现了一些结合两者的努力，比如海伦·米尔纳的《利益、制度与信息》和邝元芳的《战争类比》都是代表性著作。
经典质性分析中的诠释学取向
从学科创立伊始，诠释学方法就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现实主义和英国学派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采用历史、思辨和哲理的方法，通过对权力、利益和国际社会等核心概念的解读来阐述对国际政治的理解。诠释研究是国际关系质性分析的起源和经典方法，形成了质性分析的第一波次浪潮。
诠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一词源于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Ｈｅｒｍｅｓ）的名字，赫耳墨斯的使命是作为信使向人世间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与人之间使用不同语言，因此这种传达不是简单的重复，需要翻译特别是要进行解释。因此，诠释学就是诠释者对原先的文本进行理解、翻译和解释。在西方，随着诠释学的发展，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路径：
一种是把文本视为某种外在于诠释者的东西，强调必须把诠释者与诠释对象分开。按照这种理念进行诠释，是假定在文本中存在一个不以理解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作者原意，对文献进行诠释就是理解和解释作者赋予文本的既定意义。在国际关系中，研究者需要对国际政治主体正式发布的文本，诸如宣言、声明、讲话和报告的涵义进行解读，就属于这一层面的研究。
第二种认为诠释行为是主体对于客观对象的不断再造过程，诠释者与诠释对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此理解，文献就不存在其自身本来的含义，文本的意义是由诠释者建构出来的。
事实上，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具有一定意识形态的学科，许多文本的解读带有强烈的个人或国家意志色彩。例如，在讨论国家利益、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等核心概念时，研究者对其内涵具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对国家正式发表的文本，例如领导人讲话、政府声明和组织章程，也因诠释者所处立场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解读。因此，诠释学者研究国际政治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对国际行为体建构政治行动意义的考察来获得对国际政治的理解。
诠释学的另一个变种是个案研究。它是随着诠释学的发展而完善起来的。个案研究是对客观世界某个具有典型特征的事件进行实际描述和理论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某一个案麻雀式解剖，研究者了解国际政治事件的发生过程和细节，概括这一事件的特点和特征，甚至可以依据个案构建国际关系中层理论。个案剖析往往依赖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等主观意志。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科中许多名著都是以个案为研究方式的。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决策的本质：古巴导弹危机》一文中深入考察了美国总统、职能机构以及有关政治组织和团体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总结出美国在面临危机时的３种决策模式，即理性行为体决策模式、组织程序决策模式和官僚政治决策模式。
诠释学方法在国际关系质性分析第一波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是与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有关。现代哲学认为，一个理论体系内部包含两个理论层面：一个是理论的核心部分，其中包括形而上的信念和元方法论等，它是不能为经验事实所检验和证伪的；另一个是处于外围层次的中层理论，它面对的是特殊的经验和对象，但又是经过概括和提升的观点和学说。
因此，理论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在这一阶段中，研究者重点构建了国际关系的宏观理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等都是代表。国际关系宏观理论旨在以概括方法阐释广泛的国际现象，它侧重于建立一套概念体系和分类框架，其中每一个概念都用以指明国际社会的一种基本现象或情形，如权力、均势、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机制等。它关注应该怎样去认识这个世界、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诠释学方法恰好契合了这种需求。二是整个学科发展规律的必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的革命》一书中指出：各门学科发展都要经历下列阶段：前科学阶段→科学革命阶段→常规革命阶段→新的常规科学阶段……前科学阶段的特点是存在着各种研究范式的相互竞争和相互批判。进入科学革命阶段后就形成了被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和理论。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学科正处于开创期，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哲学基础、分析单位和核心概念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由于“可以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较为深入地考察案例”，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理解对国际事件进行描述和概括，诠释方法成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无师自通”的方法之一。这种以个人认知、“非科学”为特征的诠释学方法正好满足了这种现状。在国际关系学科进入科学革命阶段、常规革命阶段后，研究者关注中层理论和研究方法更强调科学性、实证性和可重复性。综观当前主流的国际政治刊物，如《国际组织》、《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都采用一种非常刻板、近乎迂腐的格式，不遵循这种格式就难以发表论文，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诠释学方法曾经的勃兴以及在当下的式微。
实证转向：行为主义影响下的质性分析
国际关系质性分析的第一次转向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行为主义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该学派提倡实证的研究方法，主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建立具有应用性的基本理论或纯理论。随着行为主义的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目的不再强调对政治事件的描述、理解和阐释，而是转向探究国际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即因果效应），力图对“范围广泛的国际社会现象作出系统性的解释”。在这种背景下，寻找因果效应成为质性分析的核心任务，比较案例分析成为质性研究方法的“主打歌”。
比较案例分析仿效自然科学中实验设计来挖掘因果关系。为了要确定Ａ是现象Ｘ发生的原因，就必须将Ａ从其他可能影响Ｘ发生的原因中剥离出来，通过案例比较的方法肯定或否定原先的结论。比较案例分析的典型方法是密尔（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提出的４种建立变量间普遍性关系的法则：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法和共变法。求同求异法是求同法和求异法的混合，在原理上三者具有相似性。共变法更像一种定量的归纳推理方法，在小样本分析中往往很难操作。因此，密尔法主要是求同法和求异法。
密尔法在应用中对被控制变量的条件比较苛刻。１９７０年亚当·普沃斯基和亨利·图纳在求同法和求异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具相似性系统”和“最具差异性系统”的比较案例分析设计，通过放宽条件大大增加了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性。
最具相似性系统设计来自求同法，力图在相似的国家中发现它们的重要差异点，并用这些差异来解释所观察到的国际政治结果。最具差异性系统演化自求异法，其核心意义在于排除那些看似可能却无关的原因。最具相似性系统和最具差异性系统具有逻辑上的简洁之美，力图实现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单因解释。同时，这也是自然科学理论的标准模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完美应用。这种单因解释在自然科学中可以获得较好的满足，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却面临着困境：
一是因果关系的简约化。人类的社会活动充满随机性，影响国际政治现象的因素繁多，往往缺乏一个主导性的原因，结果是多种原因的组合而导致。拉金在《比较分析：在质性和定量策略之外》一书中提出了多重并发原因的概念，讨论了原因的复杂性。
拉金指出：社会现象之所以复杂并难以解释，不是因为有太多影响社会现象发生的变量，而是因为不同的与原因相关的条件共同结合并以某一方式产生一个特定的结果。由最具相似性系统和最具差异性系统得出的因果关系往往是单因单果，会遗漏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
二是选择性偏差。选择性偏差是指为了证明原因与结论之间的关系，选择仅有几个恰恰能证明因果关系的案例，对那些反面案例视而不见。这就没有从最大概率上保证选择的案例。为了追求现象的原因解释，研究人员信手拈来案例，随意性极强，非常容易落在选择性偏差的陷阱里。
三是理论与政策之间未能相得益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大量文献表明国际关系学术理论与政策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鸿沟产生的关键是“被缺损的变量要么导致其理论预测不准确，要么导致对其他要素的偏见推理”。其潜含义是国际政治现象的发生不应是某个因素导致的，而应当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这一问题，国际关系研究者引入布尔代数中逻辑真值表，形成比较案例分析的布尔法。它能有效地探究国际政治现象发生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同时对现象进行多变量分析和联合分析。
逻辑真值表分别以“且”“或”“否”进行各个条件变量的联结。３个联结符既可以反映现象发生或不发生的多种条件，同时还可以从中看出，多种条件出现或不出现之间的组合关系，是如何导致某一现象发生或不发生的。例如，我们在研究历史遗产对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影响时，发现这些国家是否有独立国家的经历、是否有实行民主的经历、是否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影响民主转型的重要因素。
但是，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原因都不能导致国家的民主转型，而当某个国家同时满足多个条件的组合时（如独立国家经历、实行民主经历、非苏联加盟共和国等因素同时发生），则这个国家就会发生民主转型。布尔法的优势在于它可容纳解释变量的构建和组合。因此，它可以进行多变量的比较案例分析，广泛应用于探索结果发生的多个变量组合。布尔法的具体逻辑可参见表１。
由表１可知，原因１和２都不是结果的原因，“原因１·原因２”和“原因１＋原因２”也不是。但是，原因１·与“－原因２”共同发生时，结果就会发生。这样通过布尔代数中的“且”把结果发生的原因找出来了。同样，当原因３、原因４、原因５共同发生时，结果也发生了。因此，结果发生的真实原因应当是“原因１·－原因２”或“原因３·原因４·原因５”。由此可见，布尔法通过多个案例的比较，挖掘了现象发生的原因组合。
近年来，布尔法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用“琐细的必要条件”来排除那些看似相关但缺乏因果意义的原因。琐细的必要原因是指那些在所有的案例中都存在，但对因变量的变化却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原因。例如，地球引力就是琐细的必要条件，因为在任何战争的案例中，地球引力都是存在的。事实上，引力这一变量对解释战争发生的原因没有任何作用力。判断琐细的必要条件的方法就是看自变量是否有所变异。第二，发展出概率性的原因分析。斯坦利·利博森认为，密尔法、布尔法都暗含了决定主义的解释，而在现实中，许多解释变量都无法被看作是结果发生的完全条件。因此，需要从概率的视角来判断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第三，简化原因陈述。布尔法的原因陈述基于“且”、“或”、“非”这３个联结符的不同组合，这会导致复杂且冗长的原因陈述。如果原因陈述过于冗长，研究者不容易看清结果发生的逻辑。因此，需要发展一些逻辑工具来简化数据，主要有３种方法，即最小化、蕴含式和因子分解。
总之，质性分析的实证转向是国际关系学科科学化的产物。科学行为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所推崇的历史和哲理等规范分析方法，提倡实证的、实验的研究方法，力求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清晰化和科学化。在行为主义影响下，“挖掘国际政治现象、事件”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任务。脱胎于自然科学的比较案例分析契合了这种趋势。它有助于总结国际事件的一般性规律，探究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案例选择的灵活性强，只要有两个或几个案例就可以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究现象发生的背后原因。不过，也应该看到比较案例分析存在一定的弱点：第一，由于不能绝对控制变量，因此借助比较分析发现的结果只具有相对意义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共性，这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性落后于自然科学的主要原因。第二，分析结果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例选择的主观性。比较研究的案例由研究者主观选择，而不是随机挑选，分析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二是原因分析的主观性。在进行案例比较前，首先需要通过诠释方法分析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原因。在探寻这些原因时，研究者的主观性就体现出来了。
科学化的发轫：质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的融合
质性分析和定量研究曾是泾渭分明的两种研究方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无论是美国还是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定量研究的论文呈现出井喷状态。在这种背景下，质性分析开始与定量研究相融合，主要体现在模糊数学与布尔法相结合，构建了模糊集质性比较分析方法（ｆｓＱＣＡ）。ｆｓＱＣＡ的兴起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超越变量简单二分法的需要。布尔法中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只能作出简单的二元划分，即变量的赋值只能为“是”或“否”。例如，对国家面临的外在威胁进行度量时，要么面临威胁，要么没有面临威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大多数案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取值可能介于这两者中间。
第二，超越决定论的驱动。根据布尔法，只要有一个案例否定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可判定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事实上，国际政治现象是复杂的，条件变量仅是在一定概率上导致结果的发生。
第三，自然科学总体发展趋势的影响。２０世纪前，科学理论强调简单性原则，牛顿力学是这种原则的最好体现。但是，自量子力学发展起来后，物理学进入概率话语体系，任何一个物理现象的发生都不是绝对的，它都是在一定的概率意义上存在。这意味着传统上认定的因果决定论很难成立。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结论的动摇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国际关系研究层面表现为对因果效应的批判，认为国际政治现象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决定关系。
针对国际政治现象间关系的非确定性，ｆｓＱＣＡ从概率的视角来处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精确探究变量间关系的目的。基于模糊集合的质性比较分析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获得各个案例中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隶属数值，主要是通过赋值和校准这两个步骤来完成。遗憾的是，国际关系研究者很难像度量质量和距离那样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变量进行衡量。目前，史密生等人提出了形式化解释、概论化解释、决策理论和公理测量理论等４种具体精确的可操作性方法。每种方法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需要根据具体研究问题作出相应的选择。
其次，对各个条件变量是否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进行检测，主要涉及必要条件吻合系数和吻合度的计算。吻合系数是针对每个案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而言的。用集合语言表示吻合系数的计算公式是：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ｍｉｎ（ｘ，ｙ）／ｙ。如果吻合系数大于０.７５这一阀值，则可认为在此案例中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吻合度从所有案例的角度来判断自变量是否是因变量的必要条件。根据拉金的解释，必要条件吻合度可以进行０.１的调整，阈值通常设置为０.９，即如果结果变量９０%以上隶属于某个条件变量，那么这个条件变量就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例如，考察２０个案例，分别计算每个案例中的吻合系数。如果２０个案例中有１８个案例的吻合系数大于０.７５，即在１８个案例中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那么从案例总体来看，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吻合度为１８／２０＝０.９，达到设定标准，该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再次，对各个非必要条件的变量进行组合，检验这些组合对结果的覆盖率，进而用条件组合来分析结果解释力的大小。该过程的目的是对达不到必要条件阈值的条件变量进行组合，分析这些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充分性。这主要是通过覆盖率这个系数反映出来，涉及模糊真值计算和覆盖率计算。计算模糊真值的核心在于判断在每个案例中某个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充分条件的吻合系数。如果ｘ是ｙ的充分条件，在集合上表示为条件变量的隶属数值小于结果变量的隶属度数值。计算公式表示为：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ｍｉｎ（ｘ、ｙ）／ｘ。一般将该阈值设置为０.７５，将小于０.７５的条件变量编码为０，其余的则为１。对所有案例的模糊真值计算完毕后，就形成了模糊真值表。利用真值来计算条件组合的覆盖率，从而判断条件变量的组合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因变量。
通过引入模糊数学，ｆｓＱＣＡ几乎可以有效地处理“所有”案例。与布尔法相比，ｆｓＱＣＡ的定量特征更为明显。拉金认为，布尔法的“１”和“０”只是定性的评估，实际代表“存在”还是“不存在”。但ｆｓＱＣＡ引入隶属度数则是定量的评估。目前，一些前沿研究更是将ｆｓＱＣＡ与数理统计分析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评估。如果导致某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ＡＢＣＤ，在ｆｓＱＣＡ分析中，ＡＢＣＤ这４个条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对结果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在现实中不同的发生顺序可能对结果造成本质性的影响。里霍克斯和拉金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并对原先的方法作了简要的改造以试图解决上述问题，其核心思想就是把事件出现的先后顺序纳入条件组合中，具体来说就是用“—”来表示事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例如，Ａ—Ｂ—Ｃ表示条件变量出现的顺序为ＡＢＣ。而Ａ—Ｃ—Ｂ表示条件变量出现的顺序为ＡＣＢ。这样，ＡＢＣ和ＡＣＢ表示为两个不同的条件变量组合。除此之外，其他的所有操作原理等同于原来的ｆｓＱＣＡ的程序。引入时序的ｆｓＱＣＡ存在的最大缺陷是条件组合的数量会随着条件变量增多而呈现指数级增长。如果条件变量是５个的话，传统的ｆｓＱＣＡ方式只需要处理２５＝３２个条件组合，而考虑时序的ｆｓＱＣＡ由于在条件组合中需要考虑条件变量的顺序，则会产生５！×２５＝３８４０个条件组合，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就是缺乏足够数量的案例来进行验证。针对这一问题，卡伦和帕诺夫斯指出可以通过考察案例内部的内容，预先排除一些无用的条件组合和不相关的时间序列。其实，从时间序列问题产生的机制来看，可以借助于计量经济学中多重共线性技术来判断条件变量间的时序是否对结果有影响。如果Ａ—Ｂ和Ｂ—Ａ的不同时序组合产生不同的结果，则本质在于Ａ作用于Ｂ和Ｂ作用于Ａ所产生的效应不同。因此，只需要判断两个条件变量间是否有多重共线性即可确定条件变量组合是否有时序效应。通过计算条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就可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如果条件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而再考虑时间序列的影响。
基于单因和多因的比较案例方法成为质性分析科学化的重要标识，它是探究因果效应的主要工具，也是构建和检验理论的重要手段。１９７９年，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振聋发聩地指出：理论不是规律（因果效应），而是对规律的解释。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应当包含概念、变量、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说明该关系的因果机制或理由。①自此，国际关系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从因果机制的角度来探究因果效应。近１０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也应该寻找因果机制，并且要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机制。②安德鲁·阿博特称之为一场“静悄悄的认识革命”。③在探究因果机制方面，以过程追踪为代表的深度小样本案例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形成了因果机制质性分析方法，成为国际关系质性分析的又一高地。
以过程追踪为代表的因果机制质性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崛起主要基于以下重要的前提：第一，对国际关系理论内涵理解的深化。华尔兹最早指出符合科学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应当不是规律，而是对规律的解释（因果机制）。基欧汉指出，因果效应和因果机制是一个好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诠释法和比较案例分析等质性分析侧重于对因果效应的探索。而因果机制是阐述因果效应发生原因，解释自变量是如何导致因变量的过程。这与因果效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需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第二，因果机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重要性的凸显。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过程中，因果机制并没有受到特别关注，原因主要是对因果机制内涵理解产生了偏差。以休谟为代表的黑箱论认为因果机制就像黑匣子里的齿轮和传动部件，只能猜测里面的运作情况，人类感官永远不能发现。还有研究者认为因果机制是文化规范和认知情感等建构起来的对因果效应的解释。这种解释带有个人的情感和意识形态，减弱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因果机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才得以确立。一是有助于处理与以变量关系为导向的研究路径之间的关系。大样本统计技术和比较案例分析已成为探究因果效应的基础，但由此却会带来因果关系简约化和内生性问题。因果机制通过时间序列上的关键事件、过程或者决策将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联系起来，很容易辨析因和果的方向和路径，较好地解决了因果关系的内生性和对称性问题。二是有利于降低层次，探究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过程和环节，从而打开黑箱，增强解释力，从微观层面厘清因果效应的产生机制。三是有助于发挥研究者的能动创造性。因果效应是长期通过对资料和现象的观察而建立起来的归纳概括。但是，因果机制却不可能通过占有和阅读资料这些简单劳动得出，它需要抽象、灵感甚至是顿悟来获得，是在因果效应基础上“创造性地”创建起来的。⑤由此可见，因果机制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解释力的重要环节，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探索挖掘因果机制的方法。
在诸多挖掘因果机制的途径中，定量分析方法出现了“失语”，质性分析成为展现“机制链条”的成熟方法，担当起挖掘因果机制的重任，具体呈现为以下３条分支。
（１）过程追踪法。
过程追踪是一种试图接近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机制或微观基础的方法，或者是“确定原因与结果之间因果过程———因果链或因果机制———的方法”。通常的做法是将连接原因和结果的因果联系的中间环节分解成更小的步骤，然后寻找每一个环节在个案中的可观测的证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过程追踪主要分为３个步骤：（１）追踪和回溯整个案例发生的过程；（２）找出导致事件发展和转向的重要环节；（３）对重要环节进行抽象化和概念化，从而得出更小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举例来说，杰克·古德斯通在探究人口增长将会导致农业官僚制国家革命的因果机制时，仔细地探索了与这个因果逻辑关联的历史过程，发现人口增长导致经济通胀，并形成对国家的财政压力，而国家应对财政压力的失误则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的产生。因此，在条件变量（人口增长）与结果变化（社会革命）这一因果效应之间存在着一根链条，这就完成了因果机制的挖掘。对过程追踪最大的质疑在于因果效应之间的因果链是客观的，还是由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来的。一种观点认为，过程追踪就是通过降低层次和缩短时滞，推出尽可能多的可供观察的中间步骤，从而达到找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环节和链条的目的。因此，原因与结果之间细分的因果链也是客观的、可以检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过程追踪本质上是通过考察个案，使研究者对发生的因果效应赋予文化意义的定义和解释。
（２）时序分析法。
时序分析主要是通过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详细追溯挖掘原因作用于结果的中间机制。时序分析的使用者注意观察各个事件在历史中的位置、持续时间和先后顺序，并力图发现这些因素对特定结果的影响。时序分析的典型例子是古德斯通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分析。工业革命并不是有意发动的，而是一系列小事件引发的。英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同时气候寒冷，这使得英国不得不依赖煤作为取暖来源。英国矿工在挖深层煤时遇到积水问题。托马斯·纽科门发明第一台蒸汽机希望解决煤矿中的积水问题。在此基础上，瓦特改进了蒸汽机，这使获得更为廉价的煤炭和钢铁成为可能，这些又为铁路运输、船运、纺织业和金属工具业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些工业的发展又导致流通商品价格和运输成本的下降，这又使得全国甚至世界性的商品生产成为可能。
为了说明从初始到结果发生的机制，时序分析者提出了初始条件（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路径依赖（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偶发事件（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ｖｅｎｔ）、关键节点（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ｊｕｎｃｔｕｒｅ）和自我加强（ｓｅｌ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等重要分析概念。
初始条件一般是偶然的。从该初始条件出发，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偶发事件是历史过程中一次意外，但是这次意外却会触发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在上例中，纽科门发明蒸汽机抽水就是偶发事件，他的本意并不是开启工业革命，然而他的发明却导致了其他一系列重要工业革命事件的发生。关键节点（或关键时刻）是时序分析中最核心的概念，它决定了路径依赖的生成和结果的最终发生。关键节点一旦形成，就会对后续的历史发生持续的影响。
关键节点发生后，社会将从中得益，便会积极地发展它，主动地适应它，结果又创造了与这一历史事件相配套的其他新的技术、制度和产品等历史事件，从而产生历史事件的“自我强化机制”，随后历史将沿着不可重复的道路发展下去。这意味着历史将沿着这一轨迹开始发展，改变历史发展道路的成本非常高。
根据上文时序分析所利用的概念可以将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过程更加清晰地加以分析：初始条件（资源、气候和地缘条件）＋偶发事件（纽科门发明蒸汽机抽水）→关键节点（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就是自我加强和锁定机制（工业发展和商品价格下降）。
由此可见，通过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等核心概念的联结，结果的生成机制就得到了比较清晰的阐述。
（３）典型特征法。
典型特征法着眼于横向角度，通过比较多个案例，找出诸多案例中由因及果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再利用理性思维抽象出这些重大事件的共同特征，进而从理论上挖掘因果机制。
举例来说，在探索霸权导致稳定这一规律的因果机制时，仔细对比美国、英国和荷兰３个霸权体系，发现每个霸权国为了维护体系稳定都曾构建相应的国际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制和航海秩序等。
霸权国提供的这些国际规则的典型特征是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其他国家行为体都可采取搭便车战略来获取国家利益。这些规则可以用国际公共产品来归纳和抽象。因此，在霸权与稳定之间的因果链可以表示为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有利于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
从上例中可以看出，典型特征法挖掘因果机制主要包括３个步骤：（１）找出符合因果效应的多个案例；（２）列举条件变量导致结果变量的重大事件或事实；（３）通过对比，抽象出案例中重大事件的普遍意义或本质特征。这实际上是经历了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这一过程要依靠猜测、想象、洞察和思辨，而并非是靠归纳完成的。
过程追踪等方法是最近１０多年来才发展出来的质性分析方法，这一阶段质性分析呈现以下两个特征。
一是多元性。从上文叙述可知，因果机制的探究是为了找出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环节和过程，其核心在于给出原因与结果之间合乎逻辑的因果链条，说明自变量为什么导致因变量。
从本质来看，因果机制是具体化后的因果效应，只是这种因果效应降低了解释的分析层次，从宏观抽象的层次降到微观具体的层次。比较案例分析、路径分析乃至定量研究都是探索因果效应的有效途径。因此，该阶段的质性分析呈现多元性特征，是以往多种方法的综合和融合。
二是主观性。因果机制质性分析也呈现强烈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３个层面：
第一，因果机制是关于自变量为什么会导致因变量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有许多种。正如埃尔斯特所言，假设因果效应的形式为“如果Ａ，则Ｂ”，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因果机制的形式应当是“如果Ａ，则可能是Ａ→Ｂ１，Ｂ２……→Ｂ”，也可能是Ａ→Ａ１，Ａ２……→Ｂ。
尽管从宏观上看，Ａ与Ｂ之间存在关联，但是这种关联是如何产生的，即因果机制是怎么样的却会有不同的理解。
第二，从过程追踪的步骤可以看出，原因与结果中间环节的具体链条上的概念往往是创造出来的，需要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
第三，因果机制是用更微观、更具体的因果效应来解释宏观的、抽象的因果效应。因果效应与因果机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机制由一系列链条组成，每个链条仍是一个规律。那么，对因果机制的挖掘到底应在哪里停下来呢？这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和要求，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
结语
质性分析方法是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在国际关系学科发轫时，研究者借助诠释学方法构建了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体系，个案研究成为检验理论的重要方法。行为主义革命后，探究因果关系和规律成为研究的核心任务，比较案例分析特别是布尔代数的引入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有力工具。结构现实主义界定了科学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内涵，过程追踪和时序分析等质性分析方法成为挖掘因果机制的得力助手。最近，质性分析出现了与定量研究相融合的趋势，这使得质性分析处理的案例更加多样和宽泛。从演变史可以看出，国际关系质性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向密切相关。随着国际关系研究方向、议题和任务的拓展，质性分析内涵必将更加丰富。同时，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中，质性分析的方法也更加多样和繁富，通过适当的移植，将有利于国际关系质性分析的发展和壮大。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