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融领域的顶级国家高端智库之一，4月1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9年年会暨“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作为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方向，该如何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进行了详细解读。
李扬表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可概括为“一个基础、六大方向”。“基础”即确定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方向”即未来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领域，分别是服务实体经济、优化金融结构、管理金融风险、遵循经济规律、发展金融科技和扩大对外开放。
以下为李扬解读主要内容，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略有删减。
有如下三大要点，第一，“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首先被置于全球视野加以讨论，而且是举足轻重的国家核心竞争力。第二，“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金融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第三，“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在支撑国家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诸项制度中，金融制度不可或缺，而且构成其他各方面发展的基础。
回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财政的两段论述，这两段话分别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以及“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把这两段分别针对财政和金融的论断放在一起讨论，我们就可以有如下进一步的认识：第一，金融和财政构成国家两大经济支柱、两大发展基础，缺一不可。第二，既然它们都共同作用于同一个国民经济，既然它们之间存在着如黄达教授几十年就清晰地指出的“犬牙交错的结合部”，既然他们都构成宏观调控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应相互协调、彼此配合，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六大方向
（一）服务实体经济
在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主席基本上没有重复我们已经听惯了的那些话，甚至连“贷款难、贷款贵”这种大家常挂在嘴上的话都未提到。我指出这一点，是希望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观察：习主席在讲到金融的时候、在讲到金融风险的时候、在讲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的时候，从来都是将实体经济与金融相提并论。不妨回顾一下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上的讲话，在论述当时已被人们议论纷纷的金融“脱实向虚”问题时，他就明确指出，表现在金融领域中的诸种问题，本质上是“三个失衡”，一是实体经济供需失衡，二是金融业内部失衡，三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不畅。
他说到金融风险频发、多发的时候，首先指出，这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然后说金融结构出了问题，最后说是金融和实体之间相互循环的时候出现了梗阻。这个思路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金融是第二性的，它从来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而独自存在，它的问题也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这一基础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拘泥于在金融圈子里寻找金融风险、探寻解决办法，是片面的。
在习主席2月份的重要讲话里，有三段话值得思考：第一段话是：“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用血脉和肌体的关系来比喻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关系，把两者关系提升到有机状态了。第二段话是“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第三段话是，“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看到这种严格对仗的表述，大家就会知道，这是经过很多人反复推敲的结果，值得认真推敲。第二段话可以明显体会到，金融之于经济，显然是第二性的，它发挥的是附属的、辅助的、服务的作用。第三段表述皆以经济做引，说的是经济对于金融的决定性作用，是决定其能否兴、能否强的因素，是第一性、主导性、基础性的作用。这三段话放在一起，构成一套完整的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表述。
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表述，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略的一大亮点，亮就亮在，把金融和实体经济错综复杂的关系讲清楚了。
（二）优化金融结构
提出优化金融结构并将之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无非是因为，我们现有的金融结构存在扭曲，存在错配问题。
第一个错配是期限结构错配，说的是我国金融体系严重存在“借短用长”现象。基于中国现有金融结构，我们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期限相对较短，但是，基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任务，我们对资金需求的期限却相对较长。虽然说期限错配是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共同问题，但这一错配在中国显然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工业化仍在进行中的国家，是一个正在大力推动城市化的国家。在这样的发展的历史阶段上，我们对长期资金的需求比任何国家都甚，但基于现行的金融结构，我们的资金来源期限又相对较短，这就使得克服期限错配，成了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面对国内仍在下行的严峻形势，中央在部署2019年及未来一段时期的任务时，再次强调了“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而在列举出的十一个主要投资领域中，除了“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之外，其他如“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等等，都是需要长期、巨额投资的。这就把矫正我国资金来源和使用之间的期限错配问题，提到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更为紧迫的地位上。
第二个错配是权益错配。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从无到有，发生了堪称“大爆炸”的巨变。正是这种变化，为我们动员了长期、规模巨大且源源不断的储蓄资源，支撑了长期的高投资和高增长。然而，在中国现行的金融结构下，我们动员的资金大部分只能形成借款者的负债，能形成资本、形成筹资者权益的比重相对较小，这就形成了权益错配。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经济规模扩张极为迅速，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短缺，资金结构中的权益错配问题并不明显，然而，当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下行压力逐步显现之时，权益资金形成不足的问题，就渐次显露，我们现在头痛的债务过高、杠杆率过高、资本成本过高等等问题，都与我国金融结构的权益错配密切相关。
第三个错配是服务对象偏颇。这说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的金融主要还是为有钱人、为大企业服务的，而对于广大的中等收入及以下水平的普通居民、对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对于广大的民营经济等这些更需要资金及金融服务的经济主体，我们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
因此，所谓优化金融结构，主要就是要纠正以上三个扭曲。改革的方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
第一个方向，“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结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
关于健全四种性质的金融结构体系问题，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就已有了部署。遗憾的是，六年前的部署，至今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在我看来，提出四种性质的金融活动并举，是面对新时期、新任务的一大创新。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商业化，始终构成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基本任务——所谓政策性金融，一度曾被我们扔到垃圾箱里；至于合作性金融，在中国历经多次折腾，至今仍然举步维艰；所谓开发性金融，也只是进入高速工业化时期的新产物。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就更谈不上了，我们发展金融体系的任务一次又一次地从基层做起，发展信用社、发展村镇银行、支持小额信贷发展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发展到今天，中国仍然还是大银行的天下，更严重的是，无论何种规模、居于何地，所有银行的业务结构都是高度同构化的。所以，提出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的目标，切中了我国金融结构的弊端。
第二个方向，“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这一次，资本市场自身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被提到了首位，中央对于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视，要求把好市场入口、出口两道关，要求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等等，在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
第三个方向，在调整产品结构方面，强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这一段话意味深长。我们知道，所谓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是和我们这几年发展很快、但同时也是争议甚多的一桩事情联系一起的，这就是资产管理。要求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就是追求“非标准化”，与之对应的，则是“出表”、“出场”、“脱媒”等等。近年来，我国金融产品“非标准化”化趋势十分明显，但由于监管未能及时到位，监管真空和重叠监管同时存在，再加上资本市场的杠杆融资推波助澜，致使资管领域积累了大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对资管进行整肃亦属正常，但是，要求资金由表外回到表内，由场外回到场内，由多样化变为简单化，由资本市场回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只能是一种应对风险的权宜之计，作为发展的方向，我们的产品还是要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方向发展。
调整产品结构的另一方面任务，就是要增加中小金融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给予重点支持。这一类任务的提出，显然是与近年来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营困境加剧密切相关，在进一步改革的过程中对此进行纠正，自属必然。
（三）管理金融风险
习主席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这就规定了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关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们更应当仔细体会如下三个表述背后的深刻含义：
第一句，“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从根本上说，金融健康与否，取决于实体经济健康与否。实体经济不好，就不能要求金融无条件提供服务。这样，对于社会上广为诟病的“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我们就可以而且应当有更全面的解释。
第二句，“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稳增长优先，应当在实体经济稳定的基础上管理金融风险。
第三句，“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说的就是高质量发展优先。
管理金融风险，主要应从如下五个方向入手：
一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这里重申了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不过，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发展，特别是面对中美摩擦的新情势，我们从现在开始强调了“国产化”，即把金融安全上升到关乎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的高度。
二是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健全信用惩戒机制。
三是“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反腐倡廉这几年来，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贪腐都与金融有关，或者最终落在金融领域，或者索性由金融事件引发，所以，管住人和钱，扎牢制度的笼子，对于反腐倡廉，具有关键意义。
四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的资金流动都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在这里，支付结算、资金的流量流向的监管等等过去并不特别被人关注的因素，被提到了关乎国家安全的高度。
五是去杠杆。金融风险的源头是高杠杆。因此，去杠杆是我们的长期任务。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去杠杆的重点、策略和节奏有所调整，社会上有些人就妄称去杠杆已经结束。如果认真分析我国宏观杠杆率以及各个部门杠杆率的水平及其演变，特别是认真研究高杠杆与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关联，就会认识到，在我国，去杠杆的任务远未完成，它已经成为我们的长期任务。去杠杆是防风险的举措，所以它要服从于金融稳定、服从于经济稳定、服从于高质量发展。但是，从另一侧面说，由于高杠杆几乎构成一切金融风险的渊薮，去杠杆又必须“警钟长鸣”。总之，去杠杆的任务非但没有结束，而是更为艰巨、更为长期化了。
（四）遵循经济规律
应当特别关注如下三个方面的进展：
其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样一个推进“三率”市场化的任务，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已明确提出，遗憾的是，至今进展甚微。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汇率的市场化关涉我们能否有效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率的市场化关乎我们能否有效地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地区、行业和企业手中，而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完善，则关系到我国金融产品定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我们常说，市场经济中，是市场力量在引导资源配置，市场靠什么引导？靠金融的流动，金融资源根据什么流动？靠这三个“率”所揭示出的信息牵引。“三率”市场化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应当冷静地看到，完成“三率”市场化，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二，破除金融体系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偏好，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平等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高效率服务。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将成为我国深化各领域改革的方向之一。若能实现竞争中性，目前困扰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和民企困境等等，都将迎刃而解。
其三，加强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整套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以及规范并保护这些制度运行的法律法规。这些都是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条件，理所当然应当积极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
（五）发展金融科技
切实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将极大地优化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素基础和结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发展的革命影响，一是有助于破解信息不对称这一始终困扰金融发展的难题；二是提供更可靠的信用基础，助力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三是准确地提供各种要素的流转轨迹，便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四是让各个部门、各个主体都能够显示自己的偏好，为资源配置提供有效的参数；五是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有效接入普通大众和小微企业。
应当指出的是，金融科技不是科技，其本质是金融，金融科技企业必须做好上述五类事情，才能保证自己不是泡沫。最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积累了一些泡沫，值得高度警惕。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金融科技大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让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真正发展起来并落在实处，从而做到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六）扩大对外开放
扩大对外开放不是简单地要开放，而是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战略需要，研究推进新的改革开放措施。要有针对性，应问题导向。这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有三个要点，即三个“提高”：
第一，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放在中国融入全球化金融体系的大战略之中的。金融业对外开放，为的是提高我们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引进外资等只是其包含的内容之一。
第二，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我们的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了，大量我们不知道、不熟悉的事物接踵而来，如何去管理这样一个日趋复杂的金融世界，我们并无经验。所以，提高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
第三，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这是中国首次明确提出的战略目标。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与全球经济和金融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益提高，参与金融的全球治理，表达我们的看法，发出我们的声音，表明中国的立场，维护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了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