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为受到思想的影响，公共行为也是如此；而且公共行为更多地与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与社会的舆论联系在一起，所以更多地受到个人思想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与公民社会相辅相成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是“公民文化”。政治文化理论揭示了公民文化与公民的权利意识、责任感、能力感、人际信任、结社行动、政治参与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了“公民文化—公民社会”逻辑关系。
西方公民文化包括自由主义文化和共和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公民观可以说是一种“权利导向”的公民文化，更确切地说是“自我利益导向”的公民文化。自由主义文化会使人变得自私、偏执以及缺乏公共精神，应该予以批判。共和主义公民文化强调公民的美德，对公民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过于理想化，现实中存在的公民文化并非如此。
我国是一种君子文化。虽然对人性的认识不同，但孔孟荀皆认为，放任自流不可能达到“天人合一”，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人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天赋的“善端”使人具备了追求公共利益的可能性。通过“大学之道”，又把天赋的为善潜能与“天下为公”的理想连接起来。大学之道落实到个人为人处事层面的具体德目，就是个人操守。大学之道落实到人际交往层面的具体德目就是人际交往准则，具体包括平等、忠恕、忠信、能群、和而不同。儒家的宗教精神是一种君子为善的激励机制。
很多人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可以支撑现代公共领域的本土文化资源。然而，事实上，中国并不缺乏本土资源，相反，我们拥有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今天的当务之急是发掘、继承、弘扬这些资源，使之古为今用。在中国这样的有着数千年历史、伟大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十多亿人口、独特发达的语言体系的民族国家中，要想构建健康社会的精神基础，采取彻底割断传统、完全依赖舶来文化的策略是绝对行不通的。相反，必须把新体系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立足传统博采众长，才是唯一的坦途。
古代中国确实没有发展出公民社会理论和公民文化理论，但是古代中国并不缺少“结社的实践”及相应的理论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君子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足以支持现代中国人的公共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