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
我的研究是关于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的生存境遇和外出务工对留守群体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目前，对留守群体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例如，外出务工的方式以及留守群体对外出务工的应对实际上镶嵌于“家计过程”（Householding）中，而现有的研究并没有触及这一点。我此次演讲的题目也许有些夸张，其实只是想提醒大家关注现有研究的缺陷，并提出看待事物的另一种方式。
1:“家计过程”的概念
迈克·道格拉斯（Mike Douglass）提出“家计过程”一词，以强调“家庭的创建和维系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社会过程，包含生命的各个阶段，超出了家庭的范围”。“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家计是从物质、心理、社会文化习俗与道德观念等方面再生产出人本身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主要节点”。他的模型在考察中国现实情况时很有用处，有助于我们将劳动力流动理解为农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脱离农村生活的外在内容。另外，他的模型不仅有助于理解外出务工对留守群体的影响，还有助于理清外出务工与家计生活其他方面的多向联系。它有两个方面优于生计策略：其一，家计过程模型关注家庭再生产策略，而不仅仅局限于生计策略；其二，它使我们注意到家庭内部的权力和矛盾以及家庭成员如何一起努力满足各自的需求。
2:雪谷县的调研发现
我演讲的内容主要涉及我的两篇文章，而这两篇文章的研究发现源于近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雪谷县（化名）做的实地调查。中国对留守妇女的通常定义是，上年度丈夫外出务工达6个月及6个月以上的农村妇女。我也以此为标准来选取调研样本，以便我们的研究能与其他人的研究进行对话。此外，现有文献一般将留守妇女的年龄界定为60岁以下，以便与60岁或65岁以上、有子女外出务工的留守老人相区别。但还有不少妇女正好落在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这两个群体之外，她们的年龄一般在45~60岁之间，丈夫已不再外出打工，而是和自己一同在家照顾外出务工子女留下来的孙辈。按现在的定义，这些妇女既不是留守妇女，也不是留守老人，尽管她们的境遇与留守老人很接近。因此现有的对留守妇女的年龄界定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现有的大部分研究认为，外出务工尽管增加了家庭收入，但对留守群体的生存样态有负面影响，例如，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尤为沉重，面临的压力大，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欠佳，有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与丈夫的关系不尽如人意。但我们的研究数据并没有为这些发现和断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现有的一些研究只展示了留守妇女的数据，却没有呈现非留守妇女的数据，因此无法判断留守妇女的情况与非留守妇女是否有显著差异。也有一些研究虽然提供了留守和非留守两个群体的数据，但总体来看，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差别不大。
在论及大部分研究关于留守与非留守群体之间的细小差异时，项飙总结道：“留守群体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仅归因于他们的留守状态。相反，关键在于很多农村地区从经济上、社会上都被留守了，农村社区无力为这些留守群体提供任何支持。”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一点都无可争议，但对留守群体生存状况的相关研究以及项飙的解读，都勾画了一幅有误导性的乡村现状图景。而我们此次分析了外出务工方式、留守妇女对外出务工的应对以及家计过程其他方面之间的联系，呈现了一幅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图景。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讲述一位妇女小李和她所在家庭的故事。
小李今年三十出头，嫁给了小王。这对夫妻有两个儿子，一个上小学了，一个还在蹒跚学步。他们和小王60多岁的父母一起住在红山村。小王家有三兄弟，小王排行老二。15年前，他和弟弟一起去新疆打工。小李嫁进王家后，随即跟随丈夫一起去了新疆。小王的哥哥嫂子以及他们的孩子都留在红山村跟父母一起务农。几年前，小王的哥哥骑摩托车出车祸不幸身亡，后座的幼子也失去了生命。这场惨剧之后，小王的父亲将小王和小李从新疆召回，接替兄长的位置，在家务农。
小王回家后，开始在距离红山村几个小时路程的固原市打工，每年只外出3~4个月，收入比在新疆打工少得多，但家里繁重的农活限制了他打工地点的远近和在外停留的时间。大部分情况下，洗衣、做饭、照料两个男孩等任务都由小李负责，她还养了两头牛、一头猪。她的公婆身体不好，不过她的婆婆在小李干活的时候，可以帮忙喂养牲口和照顾小孙子。我们七月份第一次去小李家时，她每天早上要花3~4个小时割草喂牛，中午接大儿子放学、做午饭、洗衣服、再送儿子上学，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去找住在同村的妈妈闲聊一会，下午还要在土豆田里忙上5个小时。
在小李婆家，小王和他父亲把持着财权。小王带回工资时，会给小李一点现金，用于维持家用和孩子的花销。我们第二次去访谈的时候，小李吐露她和公公有很大的矛盾。几个月前，公公大声呵斥她懒惰，还动手打她。这些矛盾发生的时候，小李夫妇和小李的公公婆婆还没有分家，他们不仅在一个锅里吃饭，开支也在一起。春节小王回来时，小李便以公公打她为由要求分家，但小王恼羞成怒，不仅和小李大吵一架，还大打出手。尽管如此，小李后来还是设法分家了，或者说部分分家了——小王依旧给公婆提供经济支持，包括工资的一部分和地里产出的部分粮食。但2011年1月，当我们再次来到小李家时，他们已经不在一起吃饭了，而且小李和公公互不说话，也不肯一起照相，不久后小李和她丈夫又大吵离家出走，音讯全无。小王和他父亲认为，小李出去打工了，而小李的父母明知女儿的行踪却故意隐瞒。
我想用这个案例来说明，家计过程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方式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影响以及外出务工对妇女生存样态的影响。
家计过程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包含着不同时期的多种策略的流动过程，而外出务工不过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家计策略。需要强调的是，家计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还包括照料家庭成员、维持身体健康和家庭福祉以及延续父系的血脉。在整个中国农村，家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涉及到外出打工、务农以及照料义务之间的分工。在雪谷县，务农是劳动量极大而产出极小的活动。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来说，虽然他们的地很多，但大部分都是无法使用拖拉机的小块土地，而且很多土地还在出入不便的山上；同时，由于地薄、雨少、农资价格高，大部分村民地里出产的粮食刚刚满足家庭所需，有时甚至还不够；另外，由于农产品价格很低，农民所得收入可能只够偿还一些债务，根本维持不了日常的开销。在村民眼中，有四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再生产开销，即给儿子找媳妇必须支付的聘礼、盖房的费用、孩子上学的费用以及医疗支出，而这些开销单单靠种地是无法维持的。因此，绝大部分村民都需要向亲戚、其他村民或者信用社借钱。为了还债，家里必须有人外出打工，但当地的就业机会少、报酬低，大多数打工者倾向于到很远的地方去找报酬较高的工作，其中很多人（尤其是男性）选择了新疆，他们一去就是几个月。
一个家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保持务工与农业之间的平衡，以及如何在维持家庭生活的同时使工作量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用劳动力的多少以及家庭的生命周期。小李家干活的人很少，要养活的人却很多，所以作为主要照料者的小李承受着沉重的负担。现有的调查一般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外出务工是单独的行为，务工者、留守者和非留守者之间有严格的分野。但小李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大多数家庭，外出务工并不是一次单独的事件，很多家庭成员都有或长或短的务工行为。这能够解释为什么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因为组内区别和组间区别可能同样明显。
家计过程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可以依靠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和亲戚、邻里之间的互助。首先，家庭间的分享合作对家计以及留守妇女的福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相比亲戚和邻里之间的互助，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更为重要。和小李一样，绝大多数年轻妇女都要依靠婆婆帮忙照看小孩、做家务、照顾牲口以及干农活。在中国人们可能会说“农民和她的婆婆”，以表达二者之间的分工合作，而妇女之间的这种劳动分工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并没有明显高于非留守妇女的统计结果。因此，像小李这样的年轻妇女虽然会多干一些农活，但她婆婆可以帮忙照看小孩、喂牲口、洗衣、做饭等。通过这样的调整，60岁以下的已婚妇女的工作量并没有因丈夫外出而显著增加，反而是老人特别是老年妇女承担了大量的工作。
家计过程的第三个特点是分歧和纷争。尽管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合作对家计和妇女福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妇女还是会受制于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受制于家庭内的分歧和矛盾。家庭矛盾主要发生在妇女与其丈夫以及妇女与其公婆之间。在小李的婆家，她的公公有着非同寻常的权力。实际上，很多男性在那个年纪就已经从家计活动中退出，不再为家庭服务，并将决策权下放给自己的儿子了，因此很多时候男性老人相当边缘化。
这种家庭分工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在妇女在决策中所处的弱势地位。纵观中国农村，年轻女性的权威以及决策权相对于公婆而言有所提升，但相对于丈夫而言则变化不大。尽管存在地区差异，但我认为男性的外出对女性的决策权影响甚微。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说法，有些家庭就是婆婆和媳妇当家作主，但即便是最彪悍的女人也会受强势性别话语、制度和实践的严格制约，她们也会被要求承担无偿的照料和家务劳动。这些活动对家庭的存续至关重要，但人们一般都不把它当作“活”，付出这些劳动也不会给妇女带来尊重或者威信。
家庭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更多地体现在家庭财务的往来和财产的分配上。家庭外部的财务往来由户主负责，而户主一般是男性；土地也往往承包给了男性户主，并且父母只会将土地传给儿子而不是女儿，因此土地的再分配和继承都有利于父系血脉。如果女人离婚的话，无论是娘家还是夫家所在的村都不会给她分配任何土地，所以妇女只有有限的土地使用权，缺少经济上的自主性，这对她们的福祉产生了严重影响。小李的离家出走给家庭生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迫使公婆在她回来之后更加善待她，但她和她婆家都知道，其丈夫和公婆始终还是处在上风，因为像小李这样的女性并没有财产权，而人到中年以后靠打工生活的机会越来越少，离婚的代价将是相当高昂的。
3:结论
道格拉斯提出的“家计过程”的概念以及他对迁移与家计过程之间的联系的关注，为理解劳动力流动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妇女福祉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上佳的分析框架。这一方法非常有价值的一点在于，它强调家计过程是一个涵盖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动态过程；另一点在于，理解家庭的延续需要考虑家庭关系和人本身的再生产、家庭成员感情的维系和物质生活的保障，这也是家计过程模型优于生计策略模型的一部分原因；此外，道格拉斯的家计过程模型对家庭成员在家计过程中的合作、冲突和争议都有述及。
但在中国农村的语境中，我认为道格拉斯将家计视为一系列过程或一个连续的流动过程，比他将“户”（household）看作一个整体更为有用，“户”和“家”（family）的区分在中国农村并不适用。其次，在任何一个客观界定的“家”或“户”当中，个体成员对“家”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可能会导致家计策略的目标因此而存在差异。例如，已婚妇女的家计常常和娘家联系在一起，有时这会和她婆家的家计利益存在冲突。
再次，道格拉斯家计概念中的最后一个弱点是，家计策略并未充分认识到外在的制度和实践对家计策略的影响与限制，生计策略框架和道格拉斯的家计框架都很重视家庭与个人的能动性，这弥补了以往的发展与迁移研究过于重视宏观结构力量的不足，但这些框架也可能低估了宏大的社会政治制度对能动性的制约。
在这一点上，尽管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户籍制度是一种限制迁移和流动的制度安排，但却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对性别制度的纵容和强化，例如与财产相关的性别劳动分工和性别歧视、家暴等。性别制度在影响妇女外出务工方式、限制女性从流动中获益、减少对她们福祉的威胁以及家计策略等方面，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