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彤武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导 语
历经40年改革开放，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经进入新时 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锐意开拓进取，果断告别僵化思维和认识误区，把中国特色 与国际社会关于民间社会组织的通行定义、普遍规则和最佳实践经验结合起来，谱写中外民众交往的新篇章。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现实目标应该是：在拥抱世界的同时谦虚地学习和倾听，深化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互学互鉴。
“走出去”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它不仅是沟通民心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内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更是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的必然发展阶段，是中华文明及其价值观精神面向全球的展现。只有真正实现了民心相通，形成超越各种分界线的持久民间友谊，各国人民才能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1:话题背景
在当代国际舞台上，形形色色的民间社会组织作为一类非国家行为体 (non-state actor)日益壮大，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时，当中国决心以更大力度敞开心扉，伸出双臂，真诚拥抱全世界之际，国内关于民间社会组织要“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的 呼声越来越高，“走出去”成为一个时髦话题。不仅民间社会对此讨论热烈。实践者众，而且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和企业界也给予切实支持。
然而, 在这样一派热闹之中，国内原先就存在的关于民间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认识误区、操作误区乃至政策误区有固化和扩散趋势，这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当下愈发显得“不合时宜”：这些误区不仅没有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更与全球化4.0时代国际社会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普遍认同相悖，从而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对外交流乃至整个中外人文交流（people-to-people exchange）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误区涉及若干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是主体定义：哪些组织属于国际公认的民间社会组织？
其次是行为目的：为什么我国的民间社会组织一定要“走出去”？
而后是相关条件：要实现“走出去”，我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具备或加强哪些条件？
最后是可持续性：如何才能让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走出去”不是一阵风，一股浪，能够脚踏实地、行稳致远？
从长远的观点看，如果国内各方无法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我国民间社会组织的“走出去”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甚至存在有悖初衷的风险。
本文拟就上述问题提出初步看法，抛砖引玉，待各方不吝赐教。
本文发表于2019《中国社会组织报告》一书【思考争鸣篇】中，原标题：《跳出误区 拥抱世界——关于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几个问题》，版权归出版社及原作者所有，中国发展简报以此作为本周话题共飨读者，分四期四个问题陆续刊登，希望业界同仁共议共享。
问题二 ：“走出去”应区分远期战略目标和当务之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同中国企业 “ 走出去” 的历程一样，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 “走出去” 也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或者在短期内实现质的飞跃。在迈开大步走向世界之前， 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必须想清楚、 弄明白到底为什么要 “走出去”。
1、民心相通是“走出去” 的终极目标或愿景
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走出去”就是为了“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民心相通” ，还有观点更简单地把“走出去”与推动“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挂钩。
事实证明：一般性的和短期的“走出去”活动，如众多国内外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的“ 欢乐春节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国外民众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但要说搞这些活动就可以有效地沟通民心，恐怕有些言过其实。
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要真正做到民心相通，需要克服很多障碍，这不仅有赖于打破坚冰的勇气和耐力，更需要民间社会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的努力。近期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中的诸多困难， 需要政府、 企业界和民间社会共同努力才能逐渐化解。
民心相通是一种境界，是各国人民、各种文明和文化能够由衷地相互欣赏与肯定，是汇合了千百万普通民众之间跨境友谊联系的巨大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心相通是“走出去” 的终极目标或愿景，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实现。
2、当务之急是倾听、了解和有效沟通
改革开放４０ 年来， 中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可谓极大地丰富了。一大批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对当今的 “ 世情” 已经不再陌生，而相比之下， 我国的民间社会， 除了其中的佼佼者之外（ 如对外交流比较频繁的重点高校、 科研院所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等团体）， 对于外部情况的了解还很不够，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显生疏（中国学界的 “ 美国通” 远多于 “ 南亚通”、 “ 非洲通”）。“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没有 “ 相知” 就没有民心相通。通过民间社会交往促进中外普通民众的相知、相识、相亲应当是 “ 走出去” 的首要目标。”
如何做到相知？只能在平等、相互尊重而且没有任何先入为主想法的前提下开展对话与交流，通过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深化相互之间的了解。了解得越多就理解得越深，未来合作的基础才越牢固。人类文明的一大特点是多样性，全世界有2500多个民族、5000多种语言， 而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实在是非常有限。所以，必须恭敬地尊重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基本制度、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尤其避免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轻易给出判断性评价，防止类似于杜嘉班纳“筷子风波”那样的低级错误干扰民间交往。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走出去”好比是一段需要耐心、积累和付出的漫长旅途只能在行走中观察，在对话中倾听，在参与中学习，在展示中沟通。倘若一开始就简单地把塑造自身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使命，或者是带有某种功利目的，那么这种“走出去”恐怕有舍本逐末的风险，搞得不好，结局与初衷会南辕北辙。要“讲好”中国故事，还必须避免惯性思维定式和语言表达的“党八股”，讲究自然与真诚，让事实和数据说话。
总之，对于“走出去”不仅需要矫正那种有些一厢情愿的心态，有点主观自设的目标，甚至是想“当老师” 的冲动，更应当尽力避免无知与误解，坚决清除毛泽东在中国 “一穷二白”时就告诫国人注意提防的自满情绪和大国主义。
强调相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只有通过中国人民对其他国家民众的真切了解，培植民间友谊，中国才能有效化解 “成长的烦恼”，变成能够牢牢占据（而不是无限接近） 世界舞台中央的真正大国（great power）。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中国是一个特色极为鲜明的“大块头”，综合实力仍在快速增长。这种情况和近年来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举措，也让一些国家（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对中国崛起的前景产生了一些迷茫、疑惑、误解、恐惧甚至还有敌意。
一方面，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已经空前增强， 正变成一个国家形象日益丰富多彩的大国， 更加乐意而且倍感需要与外界实现有效沟通。
另一方面， 国际体系的财富分配和权力结构， 包括民间社会的国际活动空间和话语权， 还是 “西强我弱”。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民间社会树立正确的 “ 世界观” 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Stephens）的观察或许具有一定代表性：“任何新兴大国的崛起都会招致疑虑， 但由于社会、 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 中国崛起面临的疑虑会更多。”消除外界疑虑的根本方法，除了更大力度地改革开放、更接地气的中外民间交流之外， 还需要坚持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事求是地做好本国公民教育和媒体传播工作。
（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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