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要求。
《意见》一出，如潮的热议一如盛夏的气温节节攀升。尤其在陕西商洛教师因辱骂学生而被被撤销教师资格、山东日照教师因体罚学生被纳入诚信黑名单、安徽铜陵班主任正常管教孩子遭学生奶奶两记耳光、河南栾川学生毕业二十年后“报复”班主任事件轮番发酵的节骨眼上，人们对于“惩戒权”的讨论更是“高烧难退”。
古往今来，惩戒和教育始终如影随行，只不过在教育的历史长河中，惩戒呈现形式出现了阶段性的忽明忽暗。从“不打不骂不成材”到“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再到“保障教师有效行使教育惩戒权”，惩戒似乎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之”字型折返之后，再次回到了原点。
作为教师，笔者以为，此次惩戒权的回归，决非简单的轮回，而是今非昔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每位教育工作者而言，即便手握“惩戒权”，“戒惩”才应是最高追求。
《孙子兵法》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战而屈人之兵，凭借的是实力，但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给自己带来的消耗和损失不可避免。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完满的结果，是兵家的理想境界。
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惩戒的使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科曾坦言：“我可以私下对大家说：我个人确信惩罚在学校里是会有好处的。”但他同时也提出应尽可能少用惩罚，“一般来说，应当尽可能减少处分，只有当非处分不可，当处分是适合的并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时，才应当处分”。
熟悉教育的人都知道，再好的教育教学手段，也经不起长期、频繁地使用，惩戒也不例外。频繁的惩戒必然极快地增加学生对惩戒的免疫力，导致学生对惩戒的耐受阈值不断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惩戒收到应有的效果，就必须不断加大惩戒的力度，最终极易使惩戒超出预设的范围，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教育不是改造人，是唤醒人，唤醒人心中沉睡的巨人。即便到了非惩不可的地步，教师也必须清楚：惩戒不是心理虐待、歧视，也不是让人觉得难堪，更不是打击、摧残人的自尊与自信。科学的惩戒必须做到有限度、有尺度、有温度。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一个好老师，就是在他责备学生、表现对学生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愤怒时，也要时刻记住：不能让儿童‘成为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
教育，“戒惩”比“惩戒”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