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4月21日《中国教育报》评论版，李镇西老师发表《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一文，提出“为什么所有一流医院收治的都是最难治的病人，而所有一流的中学招收的却是最好的学生”的疑问，引发了教育界人士的踊跃讨论。
李镇西老师的发问，或许真的难解甚或无解，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但却问得非同凡响，因为问到了中国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症结点上。因此，这一问，将会引发人们久久思考，从“另一个角度”去求解。
“另一个角度”指什么？我以为主要是基础教育“供给侧”改革。何以如此说？我相信，李镇西老师所问的本意绝不在问题本身，不会是一定要最好的学校不招最好的学生，不会是单指招生制度本身，而是指向如何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作为语文名师，他是用了“比兴”手法，凸显“问”的力量。有鉴于此，我们不必就问题回答问题，应该思考从“另一个角度”去破解，我以为首要的一步就是思考如何进行基础教育“供给侧”改革。这问题有点大，作为普通人的我回答不了。我只想顺着李镇西所问也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收治最难治病人的医院是名医院，而招收最难教学生的学校就不是名学校？”我估计人们的答案会是一致的：“招收最难教学生的学校都是一般中学，还有不少是薄弱学校、民办学校，这些学校办学条件不好，教师水平不高，“问题学生”多，“学困生”更多，升学率嘛，那是麻绳拴豆腐——提不起来，谁都是没办法才上这样的学校，哪里还称得上什么名校啊？一个能把人噎住的逻辑由此产生：你只能教最难教的学生，你就是最差的学校。
或者，有识之士不妨做一个实验：在一个地区，招收本地区最低分数线的学生到本地区最好中学里编一个班，再招收达到本地区重点中学分数线的学生到一般中学里设立一个班。然后看看各自怎么教、教的效果如何，或许能够得出一些引发思考的结论。说说而已，谁会去自讨麻烦？不管怎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一所非重点学校所面临的困难真的是多得多，所承担的责任真的是沉得多；而这样的学校的老师对最难教的学生所付出的心血真的是多得多，所经历的困惑与苦恼真的是重得多。然而，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所能得到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认可度却很低，所能得到的待遇则只有用教育的良知去估价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把最难教的学生教成了有用的人才，把教育上的一副副最难挑的重担扛了过来，也从另一个角度为重点学校创造了集中精力培养最好教的学生的良好条件（甚至可以说，最好学校的荣誉有学校自身的一半，还有非重点学校的一半）。这就是招收最难教学生的学校与老师的价值所在，也是尊严所在。在这样的学校中，难道就不能有一批学校得以“名校”定位？就不能有一批教师得以“名师”定位？
政府应该有这样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要重视一般中学，重视薄弱学校和民办学校，要青睐这些学校的老师；当然，一般中学、薄弱学校、民办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应该有这样的坚定信念：立志在教育均衡发展中“打出一片天”。可以直言不讳地说：综观中外教育家，除了理论型的教育家之外，大凡实践型的教育家大都出在所谓的“差”学校、“差”生中间。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都是在乡村学校造就出来的。有什么理由要去打“生源”战？又有什么理由单单用“升学率”去衡量和对待学校和老师？这明明白白的“不公正”大行其道，何谈教育均衡？
“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问得不错，但也难解，因为求解过程会是一种艰难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其间，有伦理价值、招生制度、经济实力、社会进程、利益分配等种种因素的交集。尽管“供给侧”的经济“杠杆”的调整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任何单一的“杠杆”都是难以撬得动的，须得方方面面一起划桨才有可能到达优质均衡发展的彼岸。
我要说：能教好最难教的学生的老师是更好的老师；能把一批“问题生”“学困生”“苦恼生”培养成有用人才的一般中学更是好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