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月，中国青年报连载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李涛的系列田野调查文章，全方位地展现了底层乡村的教育状况，引发了强烈反响。
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作者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最为偏远的山区云乡雍村为范本，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揭秘了乡村底层孩子们所不为外人知的日常“江湖”（帮派化问题）和日常抗争（学生瞧不起老师，形成“反学校”文化），还深度剖析了底层乡校沦为“民工预备培训学校”的生存困局等诸多严峻问题，为更好地聚焦和破解乡村教育问题提供了丰富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然而，让人困惑的是，其中两篇却似乎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在第一篇《别让新“读书无用论”撕裂乡土中国》中，40.46％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其中村庄贫困阶层认同度最高，为62.32％，其次为农村中产阶层（37.24％）、再次为村庄富豪阶层（22.22％），最低的是村庄富裕阶层（17.95％）。然而，在第五篇《乡村底层瞧不上“就近入学”》中，乡村底层家庭从内心也希望让子女能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并选取具有较普遍的代表性的两位“有出息”的外出务工村民是如何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的，甚至因为这种选择导致较为突出的教育致贫现象。而且，除了村庄中上层家庭热衷于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之外，家长按照送子女入读学校的等级层次，也被私下划分为一个与出息与否相关的高低等级序列，特别是那些收入并不高却能够把子女供养到大学毕业的村民，更是被大家公认为有出息的人，而在雍村中口耳相传。
换而言之，送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占据村落舆论的绝对主流地位，正因如此，选择性的教育致贫才会被认为是很幸福和有出息的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真的有四成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又何以形成送孩子外出读书的村落主流舆论呢？
同样是偏远的穷困地区，10月18日中青报刊载的《贫困的代际传递如何阻止》一文中，位于贵州省最北部的国家级贫困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那里的老百姓却流传着一句俗话：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也就是说，读书被道真人看作了摆脱贫穷的最好通道。说实话，这种“读书改变命运”的传统观念似乎让人更为熟悉和更容易接受。相对而言，李涛先生笔下芥县众多底层农户所持有的新“读书无用论”倒是更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另据作者统计，种植业大户和养殖业大户家庭中的孩子仅5％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绝大多数都在县乃至市级学校就读。而居其次的个体工商户家庭的小孩也仅有20％的比例入读本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对照第一篇文章对农户的阶层划分，他们应当属于村庄富裕或富豪阶层，两者相加也有40%的家庭认同读书无用。可在现实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为何要拼尽全力送孩子到更好的学校就读呢？难道仅仅是为了“面子”？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尤其是作为田野调查的实证文章，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在笔者看来，“择校热”和“读书无用论”之间基本上是成反比关系，很少听说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情形下出现“择校热”，我想，这也是许多普通读者的困惑，澄清这一困惑，对于相关部门切实推进乡村教育也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