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获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刑法》此次修正，回应了社会舆论对考试作弊入刑的关切。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与此同时，提供作弊器材，非法出售或提供考试的试题、答案，替考等作弊行为，也都会入刑，依照刑法规定进行处罚。
笔者注意到，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后，此前呼吁出台《考试法》的声音变弱了。道理很简单，由于《刑法》已经明确考试作弊入刑，在很多人看来，再出台《考试法》似乎就不必要了。其实，这是对《考试法》作用与《刑法》功能的误解。修订《刑法》是解决考试作弊入刑的问题，出台《考试法》的重点则是理清政府、考试评价组织者、考试参与者、考试评价使用者的权责关系。
依照我国的法律体系，出台一部《考试法》，是不可能将考试作弊入刑的，就是出台《考试法》，在这部法律中，明确考试作弊行为严重，触犯刑法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得先修订《刑法》，将考试作弊入罪。所以，出台《考试法》的重点，从来就不应该是治理考试作弊，而是推进考试评价改革，把考试组织、评价、使用，纳入法律框架治理，而不是现在这样，由行政部门出台规定，由行政部门主导考试组织和评价，使考试评价质量和服务水平不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考试法》明确公民的公平考试权利，给令社会困惑的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等问题一个明确的说法。
我国从去年起开始推进高考改革，希望通过改革，能让基础教育摆脱应试教育、促进高校科学选才和高考公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推进影响甚广的高考改革，并没有通过立法路径，仍旧是行政发文、启动改革，这让改革缺乏足够的法律效力，和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的改革精神不符。出台《考试法》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明确考试改革的程序，以及按照招考分离的改革要求，界定政府、考试组织机构、招录机构（大学和用人单位）、考生的权责，以此落实考试社会化改革、学校自主招生权、用人单位人事权、考生平等的考试权利。
换言之，《考试法》是一部明确考试权力和权利的法律，而不是只处罚考试作弊的法律，处罚考试作弊，当然是维护考试安全和公平的一部分，但保障考生的平等考试权，推进考试社会化，和处罚考试作弊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考试议题。
必须意识到，在考试由行政部门垄断，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考试组织者对考试安全、考试评价质量和服务不会特别在意，因为这不会影响考试的地位，如果这种考试组织机制不变，就是作弊入刑，也难以严厉治理。
严格说来，对于考试作弊，原有《刑法》中也是有相关条文可适用的，包括泄露国家秘密罪（出卖考题、答案）、破坏公共秩序罪（破坏考场秩序）、渎职罪（放松考场监考）、受贿罪（收受好处给考生作弊便利）等，但因先由教育考试部门内部调查，结果把本该由法律严惩的行为，以行政处理替代，从而纵容了作弊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