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的群体，失业率高达30.5%。有媒体分析称，教育“减负”加剧阶层分化，农村贫困孩子的教育“减负”中受到伤害。（10月20日澎湃新闻）
这听上去与主流舆论并不吻合，但实事求是地说，目前的“减负”有治标不治本之嫌。相关部门以学校放学时间提前、作业布置量减少、双休日节假日不补课，来检查、督促学校是否做到“减负”，却并没有分析要求学校“减负”之后，学生的课余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学生的整体学业负担是否减轻。由于只管校内“减负”，减负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普遍看来，目前的情形是，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学生整体的学业负担并没有减轻——离开校园之后，大多学生进了培训机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为上培训班，家长要掏高额的培训费，我国3000多亿的培训市场，大多是家长贡献的；家长和学生的焦虑增加，很多学生担心自己选的培训机构不好，影响补课质量，而且，也经常发生培训纠纷。
再就是，农村学生由于周边没有好的培训机构，贫困家庭的学生由于无法支付培训费，而无法参加培训班，进而，在学业上与上补课班的学生拉开差距。农村学生、贫困学生所上的学校，基本是普通学校，再加上课后不补课，差距是可以想象的，调查显示，农村学生的高考平均分，要比城市学生低40分。
“减负”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有无相应的制度、环境配套。在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中，加之学校间办学质量不均衡，学生的负担，是很难减轻的。换言之，要让学生学业负担减轻，关键在于推进升学考试制度改革和推进办学质量均衡，但遗憾的是，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进行高考改革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可动真格的行动很少，而打击学校补课却很严厉。我国各地教育部门在推行“减负”时，不愿意去评估“减负”后的实际教育生态，只满足于校园内“清净了”，这完全是“鸵鸟政策”。
其实，对于学生的学业问题，面对现实，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推进改革，打破原有的评价体系，促进教育均衡；另一个选择是，如果评价制度改革很难推动，那么，就应该选择更有利学生和家庭的方式。
笔者曾多次提到日本的做法。日本在上个世纪末，实行五天上课，但后来，家长普遍反映，五天上课，无法让学生面对激烈的日本高考（日本高考竞争也很激烈），很多家长都要送孩子上培训班，这既增加家庭的负担，也导致新的不公——贫困家庭孩子无法上培训班，于是，在家长参与决策的情况下，日本部分公立学校实行六天上课（大多数私立学校一直延续一周6天上课），不额外收取家长任何费用，上六天课之后，学生的学业负担，相比上五天课反而减轻（六天上课后，剩下一天不再补课，不像以前两个双休日都在补课），家长也不再为孩子上培训班焦虑。2013年，日本文部省更明确规定所有公立学校“一周六天”上课。
这种做法在日本之所以能推行，是因为学校实行现代治理，有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办学的管理、决策和监督。这和我国有很大的差别，我国实行行政治校，家长并无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的权力，故而在学校决策中，很难把家长的意见纳入，而是由行政代替家长做出决策。行政决策的特点是，领导意志为主，很难注意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现阶段，在一些关键性议题上，行政的主导思想，是免除自己的责任，怕惹麻烦。
在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的学校管理模式中，很多办学事务，可以得到更精细的治理，而不是现在简单的一刀切。各校情况不同、家长的认识也不同，各校可以有自己的做法，只要公开透明决策即可，而对于达成共识的基本做法，则可成为统一规定。
我国各地的教育发展程度相差很大，近2亿多中小学生的情况、需求各不相同，要为他们提供好的教育，必须结合现实，不能只有一些宏大的口号和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