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高校图书馆借阅量创十年新低，最受欢迎的阅读内容也大多是《明朝那些事儿》类通俗作品。有老师说20年前大多数学生在毕业前几乎读遍了校园流行的哲学著作和图书馆的争鸣小说，现在的大学生却鲜能如此。2014年北大图书馆的书籍借阅总数为62万本，是近10年的最低数量，而在2006年这个数字是107万本。不光是北大，很多高校老师都反映学生在图书馆的借阅量下降。（4月16日人民日报）
造成高校学生借阅量下降，热衷快餐式阅读，喜读不太用“走心过脑”通俗读物的原因，与学生们的阅读习惯、功利性的教育观念、“互联网+”时代等原因密切相关.简而言之，即与当代大学生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和个人成长小环境有关。不仅仅是学生如此，高校教师亦是如此，就笔者所处的教育圈子，又有多少教师能安心读书呢！极端点说，包括笔者在内，每年的阅读量同样有限，更别说阅读原著，回归“原典”了，大多忙于科研、教学等硬指标。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当下能反复“推敲”的教师越来越来越少了，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被消解殆尽，又何谈教育学生增加阅读量和提升阅读水平呢？
此外，我们不妨换一种角度思考，既然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学生的阅读习惯，达到日本等西方国家的阅读量和借阅量，更无法“回归”到20多年前的阅读习惯上来，我们就要在适应新常态的同时，探寻“症结”，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既然学生的阅读习惯被“功利”所左右，当下高校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今不如昔，那么只要能起到引导和改变他们的阅读习惯的目的，我们“功利”一点又何妨？
要想让学生从考四六级、雅思、托福、计算机，以及各类上岗证和从业资格证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上，就要从现有的人才考核机制、评价机制和用人机制上动点“手术”。这需要职能部门在机制体制上淡化和弱化各类证书的作用，寻找替代机制，比如增加学生的阅读评价体系和机制。
可以将“世界读书日”等校园文化活动做大做强，科学合理设置读书比赛、阅读、写作、演讲等竞赛评价机制，通过比赛评奖等方式，充分调动同学们的阅读积极性。也可以将学生通过阅读比赛所获得的各级各类奖项，纳入到各级各类评价体系、评价机制当中。一定程度上用好“功利”这根指挥棒，去引导高校大学生加入到阅读的行列中来，进而影响到周围人，形成全民阅读好习惯，最终形成人人爱读书、爱思考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