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确定文化的定义。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有的书说有几十种，有的书说有两百多种。但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文化包括所有人造的事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在内；一类认为文化只是上层建筑的全部或一部分。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基本上是认为文化仅指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言，并不包括社会制度，更不包括经济基础。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陈寅恪诗集》，10—1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其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或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儒学或儒家思想。具有这种认识或思想的人，往往便将儒学视为中国或中华民族之灵魂、最崇高的事物；儒家思想的丧失便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灵魂的丧失。对于这种信念愈是深刻的人，便愈不能接受儒学行将丧失的时势和处境，甚至以身相殉。陈先生对其好友王国维(观堂)先生之自沉昆明湖，就是这样评论的。他在上引文中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寄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寄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之学说之掊击，而巳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疾。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之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先生的这一段话，不独简明扼要地阐释了将儒学等同于中国文化的王国维先生的悲剧，也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清朝遗老辜鸿铭和大陆现代新儒家蒋庆将儒学等同于中国文化的徒劳活动。这两个人，不正是陈先生所说的对儒学“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疾”的人吗？当然，我们这里只提到辜鸿铭和蒋庆，不过是因为他们比较典型，实际上，所有的现代新儒家以及服膺他们学说的人，都是陈先生这段话中“虽有人焉”里的人。
对陈先生的这一段话，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是它的最后一句，我不能完全同意。因为我认为，对王国维先生的自沉于昆明湖，天下后世之人可能“极哀”，但不一定“深惜”。这就牵涉到我对陈先生第一段话的看法。陈先生这段话将中国文化定义为“《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亦即儒学，也就是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我认为这种定义太狭隘，不足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我一直比较同意我的美国导师、蜚声国际的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朋(William F.Ogburn)对文化所下的定义。他把文化定义为一切人造的事物，并将之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根据这种定义，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旧中国(或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的一切人造的事物，范围很广，决不仅仅是或主要是儒学或儒家思想。比如，在物质文化方面，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著名的青铜制造业。《左传》、《尚书》、《越绝书》等古籍中就记载着“夏铸九鼎”、“夏启铸鼎和以铜作兵”的传说，到商代后期与西周时，中国的青铜工艺巳达到高峰阶段，制造的青铜器在世界的青铜器中无与伦比。其次，商代巳经出现了釉陶，是中国后来享誉世界的瓷器的前身。此外，商、周时期，中国的石器、骨器、玉器、漆器、皮革、纺织、建筑等业，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夏代巳有历法或历书，如“夏历”、“夏小正”。商代历法更进步，巳经有大、小月之分，而且有闰月的设置。商代甲骨文中保存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和月食的记录，并有火星和商星的记载。其次，商、周时期，中国巳有甲骨文、金文这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西周至春秋时期出现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集《诗经》。此外，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和成组的乐器如编钟、编磬等，说明中国当时的雕塑和音乐也有相当高的水平。战国时期，更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除儒家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杂家、纵横家、小说家等等。在这些家中，我认为墨家的思想就比儒家的好，因为墨家讲兼爱、非攻、尚贤、节用、节葬、非命，较优于儒家讲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而且，墨家学说还对先秦哲学、逻辑学、工程技术学有一定贡献。当然墨家学说也有一些问题，但我认为其主流是好的。法家的君主专制思想当然应该批判，但它的代表人物荀况和韩非，在哲学思想上主张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法治和“法后王”，这比主张唯心主义、人治和复古倒退的儒家是较胜一筹的。名家认为，在名实关系中，“实”是第一性的，“名”必须符“实”。这比儒家的“存名正实”的复古思想当然进步；同时，名家学说中还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也是儒家思想赶不上的。兵家《孙子》一书，直到当代，不仅其中论点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而且全书在军事学、战略学、甚至企业管理学方面仍具有国际影响。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包括《离骚》在内的《楚词》和大型壁画。在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农学专著《后稷农书》，工艺专著《考工记》，天文学著作齐国甘德的《天文星占》和魏国石申的《天文》。著名的《九章算术》也可能出在这一时期。医学方面除产生名医扁鹊外，巳分成内、外、妇、儿等科，发明了针灸、按摩等治疗法。我国最早医书《内经》大约也出现于此时。
秦、汉以来，除儒学的发展演变以外，中国文化中还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事物。在物质文化方面，英国李约瑟教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巳有详细记载，可供参考。为节省篇幅，我这里就不举例了。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好事物也很多。比如文学，有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和戏剧、明清小说，一直到近当代龚自珍、黄遵宪、王国维、鲁迅、毛泽东、柳亚子、陈寅恪、钱钟书、郭沫若、冰心、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聂绀弩、赵朴初等人的诗、词、曲、小说、散文、杂文等，不胜枚举。(当然，上面所列毛泽东以及他以后诸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仍在创作，所以他们的著作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比如艺术，中国的国画、书法、国乐、戏剧、曲艺、雕塑等，也都蔚然可观。文学艺术以外，其他非物质文化成果还很多，篇幅有限，我所知也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还应指出的是，由于历代的人祸天灾、特别是文字狱失传了需要我们去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为数甚巨。
由上所述，足见除了儒学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只是我们研究、挖掘得还很不够。明白了这一历史事实，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如陈寅恪先生所正确指出的“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之学说之掊击，而巳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也就是说，儒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疾”，其“销沉沦丧”是必然的。为什么我们不必有这种担心呢？因为儒学的沦丧并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文化的沦丧；特别是我们否定儒学的糟粕部分(请参阅拙文“儒学的精华与糟粕”，载2006年4月6日《长江日报》第12版)，更不等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儒学自西汉以来统治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乃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极力保护和提倡它的缘故，并非它对对于人生有什么崇高的、绝对的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的拙著《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
这里，另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提醒读者，那就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准确恰当地估价我国的传统文化。既不能估价过低，使国人妄自菲薄，不求进取；也不能估价过高，使国人狂妄自大，固步自封。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不小缺点的；它里面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使中华民族稳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两个重要因素“民主”与“科学”的种子，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废除专制制度、发展公民权利方面步履维艰。中国社会从汉代到清代变化不大，发展很小，有一个西方作者R.H.托尼(R.H.Tawney)形象地说：中国从前在用铁犁的时候，西方还只能用木犁，但当西方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在用铁犁。(见所著《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公司，1937，第1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缺点，也是我们必须记取的。
2006年10月22日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