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统制并非中国政治发展的可行选项
最近我在网上读了二篇文章，一篇是汪玉凯先生的文章，题为《总统制是中国可考虑选项之一》，这是凤凰网的一篇访谈，汪玉凯先生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这篇访谈的主题是新加坡一党执政稳定性对中国有很大吸引力，汪玉凯先生认为新加坡是多党外壳下一党长期执政体制，这个体制实际上沿袭于英国议会内阁制模式。新加坡有总统，是一个名义上的首脑，作为国家的象征。议会有89个议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执政，由执政党组建政府，政府总理拥有最高权力，实际上是政党、议会、政府三位一体。在这个体制下，允许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连续执政六十多年。在新加坡还是有反对党的，并且也长期存在，可以起监督的作用。汪玉凯先生认为新加坡的体制可供我国参照借鉴，我国也能推行总统制，还强调了由刘亚洲领衔国防大学课题组所著《新加坡发展之路》，详细介绍了新加坡发展道路主要价值之内核。尽管这个观念有权威人士领衔来推介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参照系。
我读了以后的直接感觉，是此路不通。为什么？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它的存在不是靠什么政治体制，而是靠它的地理位置在马来半岛的顶端，靠的是海上交通必经的港口。这个国家的规模连上海也比不上，和广州也不能比。那么一个弹丸之地，所建立之政体和管理体制，只适应小国寡民的条件，中国是一个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新加坡那套体制怎么可能适应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呢？怎么能去学习新加坡的管理体制呢？也太小看我们伟大的祖国了。再说从地理环境上讲，新加坡的存在并不牢靠，我们洋山港发展了，如果马来半岛上开了一条运河，那么东西方的海上通道，没有必要再经过新加坡了，那时新加坡的生存也有困难。
新加坡那套政体的设计是沿袭英国的议会制度，但是这一套制度，并不能保障英国永远成为日不落的帝国之世界霸权地位，二次大战以后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取代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再怎么说，这套制度还是属于西方的传统，实际上是接续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的传统，它建立在海上通道的要害处，它那个民主制度，是有钱人的民主，依照财产划分人的等级，奴隶在这个国家是没有地位的。这个民主制下的国家制度还是君主制，在民主制下，只有不断强化君主的权力，才能遏制社会统治秩序的混乱。再看美国的总统制，建立在议会两党制基础上的直接选举，只要看看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直至如今口无遮拦的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体制能找到好的总统吗？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怎么找不到更有作为的人来参选呢？共和党找了一个七十岁的老头，民主党找了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太，这样的总统制不是闹笑话吗？到今天还要想着参照西方的总统制，甚至参照如新加坡那里的总统制，是不是对自己国家和制度太没有信心了呢？怎么忘了我们是有十三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怎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呢？一定要驱除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奴才思想。
要说总统制，中华民国是总统制，在大陆搞了三十八年就搞不下去了，到了台湾，蒋介石一死，蒋经国开放党禁，搞多党制，结果国民党这个执政党第二次丢了执政地位，国民党在台湾是江河日下，现在蔡英文在台湾还在做总统梦，是没有前途的。我说汪玉凯这位大教授，对于中国当代史的常识，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呢。
我读的另一篇文章是曹锦清写的，题为《以制度研究推进话语体系重建——简论文明复兴与二十一世纪问题》，发表在《文化纵横》今年8月刊上。曹锦清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从身份讲，与汪玉凯都是教授。我们现在还是等级制，也许汪玉凯的社会地位还要高一些。但从道理上讲，还是曹锦清讲的比较在理一些，至少他还没有跪倒在全盘西化那种奴才思想的脚下。曹锦清计算了一下，中国的人口是十三亿，欧盟的人口，加上美国和俄罗斯，满打满算不超过十亿人口。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从1949年以后迅速崛起，从发展的速度上已远远超过了西方这十亿人口了。西方十亿人口，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怎么也搞不到一块儿去，矛盾重重，美俄矛盾不可开交，欧俄矛盾在乌克兰问题上也难以解决，美欧之间为了大西洋公约的军费开支也闹得离心离德，英国公投脱欧。西方的民主制度便没有办法把这十亿人口整合在一起，无法齐心协力，如中国那样把精力放到发展经济上去。为什么？双方制度上有根本差异，他们那儿是联邦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打算，欧盟这二十八个国家要联合在一起，那有多难啊。要把美、俄、欧联合在一起，那是无法想象的。而我们能把十三亿人口团结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郡县制，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机构的建制，即使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也能全国一盘棋。从效率上讲，是西方的制度强，还是中国的制度强？只要方针路线对头，当然是中国制度生命力远远超过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中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呢？那是因为1840年以后，中国这一百多年屈辱挨打的历史，失去了自信，才有人想着通过全盘西化来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即使你心甘情愿做洋奴，人家也对你不屑一顾。当年李鸿章去日本签《马关条约》，不是还挨了日本人一颗子弹嘛。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我们没有少挨打呀。欺凌弱小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中间地带，那就是伊斯兰世界，主要部分在中东和北非，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和体制，西方要在那里推行民主制度，也就是颜色革命，结果闹得那里民不聊生，社会秩序完全失控，闹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局面，于是出现了难民问题，恐怖主义，美国的小布什、奥巴马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法国的萨科齐也是一个战争罪犯。美国也想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中国的现行制度不让它有丝毫活动的余地。搞总统制是否想在这方面为西方在中国开一个口子，让中国也变成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吗？
在我看来，为中国制度说明其优越性，用不到创造什么新的话语体系，还是毛泽东1973年8月4日的那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百代都行秦政法”这句话的要点便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郡县制，柳宗元的《封建论》强调的就是郡县制。曹锦清文章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他说：“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为强大，王朝有兴衰，但制度是有沿革，比如郡县制贯穿百代。”还说：“监察制度，巡视制度也例行2000余年，且巡视制在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当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我想，这是事实。什么叫沿，那就是继承。什么叫革，那就是改革，使制度适应形势的需要，改其不合适的部分。制度的基本面不能变，任何制度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基本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也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那就需要补正的。我写过一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是讲制度沿革的，涉及中国传统制度的方方面面，既讲它的得在何处，也讲其失在何时，如何沿，又如何革。改革这个词不是新名词，古已有之，王安石的变法不是也讲改革嘛！再说秦朝的灭亡，不是制度的问题，事实上到了汉朝，汉承秦制，基本的制度没有变。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讲的主题也是这一点，其文云：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这些话是《封建论》全文的要点，朝代可以换，制度可以有沿革，但基本的东西不能变。州郡制度的特点就是文官制度，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地方割据。要坚持文官制度，那么科举制度就来了，那是如何培养文官的制度。中国推行文官制度比西方要早一千多年。监察制度，首先是监察地方行政的制度。汉代在几个郡上设刺史，便是监察官，御史的职能便是监察。巡视制度是汉武帝开始设置的，汉唐都有的。制度形成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是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修正的，任何一个顶层设计不可能是完美的，它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不断的补充和修正，法律也是如此。
制度的优越性，不是靠话语说得漂亮，做起来便是另一回事了。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从话语上看，可以说是天花乱坠、美不胜收，谁要信它，照搬那一套，非天下大乱不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就是前车之鉴。对比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他们那里难民泛滥、恐怖主义泛滥的情况便可以懂了。
以上便是我对前面二篇文章的读后感，不同意见之处供二位参考，百家争鸣嘛，可不要生气啊！心平气和才能弄清思想。要说身份，我与二位无法相比了，论年龄，则我老矣，难免老糊涂了，若有错失，那就向二位拱手作揖说抱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