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长陈宝生说，在给学生减负的同时，教师也需要减负。媒体报道说，今年要全面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列入清单或未经批准的不准开展，要把教师从“表叔”“表哥”中解脱出来。
各类检查、考核确实是教师工作负担过重的一个原因，但却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因此，要给教师减负，就需要先认真梳理一下教师的不合理负担的主要来源。
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教育教学和学生管理的任务，这是教师应尽的基本责任，是教师合理的工作负担。同时教师还应该不断学习、不断研究教育教学，这既是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也是教师个人发展的需要。但在现实中，教师承担的许多工作都是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的，是与正常的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背道而驰的，是不合理的负担。这些不合理的负担，是表现在许多不同的方面的。
一、各类检查与验收。
媒体报道说的“表叔”“表哥”主要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按理说，正常的检查、验收应该不会给教师造成什么不合理的负担的，让教师不堪重负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弄虚作假者，则要么是检查验收自身有问题，要么是让教师承担了本该是别人承担的责任和工作，而这些工作教师事实上是根本没法承担的。这里只说后一种情况，就又有两方面的表现。
一是地方政府在办学上欠了账，却让学校和教师通过造表来完成。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地方政府在地方的办学上欠账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但为了适应教育形势的发展，他们要通过上级或国家的达标验收，而欠账又没法弥补，于是就让学校和教师造假，通过表格来完成。这种造假往往是非常复杂又非常繁重的，比如按标准“设计”一个学校几十年的班级档案，包括学生花名册、考试成绩册、任课教师花名册等等。这样的造表运动，还往往会被冠以“政治任务”的大帽子，并用“谁影响了验收谁负责”来恐吓教师。
像这样的造表运动，很多时候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普通教师也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完成”的。比如，按标准一所学校应该有卫生室，卫生室里有基本的医疗设施，配备有专职的有相关资质的医疗卫生人员。现在要验收了，学校却没有这一切，于是将任务“分解”给教师，当某一位教师被分到了这项“建设”卫生室的任务，一个教学一线的教师该怎么去完成呢？让他去建造一间卫生室、购置卫生设施并去聘请一名有资质的专职医疗卫生人员吗？像这样匪夷所思的事，主要的问题恐怕已经远不是一个教师负担过重的事了吧！
二是学校在办学行为上欠了账，却让教师通过“造表”去完成。
如有的学校不重视基本的档案建设，甚至连几年前的学生档案都无从查找。而一旦遇到相关的检查或验收，就将各种任务分解给教师，让教师突击完成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各种档案。这样，一方面是真档案的缺失，一方面却是劳民伤财不断制造堆积如山的假档案。
很多学校都是只抓应试学科的考试教学而不重视学校文化建设的。有的工作完全是一片空白，有的工作则只是为应付检查而安排，平时没有时间、设施、师资等任何一方面的保障。一旦有检查或验收，就让教师做材料，而且很多时候还要让学生和教师一起参与造假。
二、教学管理的形式主义。
许多地方的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都用各种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管理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这些条条框框往往会非常细，比如教案必须按课时写而不能按章节或课文写，每课时的教案都必须具备怎么样的一些环节、写进哪些方面的内容，每课时的教学都必须有教学反思、作业批改记录等，作业本上的每道题都必须有批阅的痕迹，作文的每页或每段都必须有眉批，每周或每天都必须有业务学习笔记，等等等等。这样的管理还往往被美其名曰“精细化管理”。
热衷于“精细化管理”的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一方面认为这样可以有效地督促教师认真完成工作，一方面觉得用这些管理数据可以最有说服力地对教师进行考核、评比以及完成后续的评优选先、职称晋升、绩效工资发放等管理工作。
但这样的管理，却将教师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浪费到了形式主义的应付上。只以写教案为例，很多管理者都把“备课”等同于“写教案”，殊不知教师备课的内容和过程并不一定都要写在教案本上，而教师在教案本上写字也并不一定就是在备课。更何况，学科不同，同一学科的教学内容不同，备课的过程和对教学的设计也都会千差万别，怎么能够对每一个课时的教学设计都进行千篇一律的“格式化”处理呢？而当教师为了满足管理者管理的需要不得不进行这样的“格式化”“备课”的时候，写教案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应付，而不是真正的备课。真正的备课则要么是教师另挤时间完成，要么是被形式主义的应付排挤掉了。
这种“精细化管理”，剥夺了教师教学工作的主动权，更剥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权。同时，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还得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从事这种管理工作，这又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愈演愈烈的应试竞争。
基础教育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愈演愈烈的应试竞争。应试竞争的症结不是单纯对考试分数的追求，而是对考试名次的追求，是一定要考得比别人家的孩子更高的竞争焦虑。一些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迎合这样的社会焦虑与需求，一方面用学生的考试分数考核、评比、奖惩教师，一方面在应试科目的教学管理上不断加码，这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负担过重的最大根源。
首先是不断加长教学时间。除了正常上课的时间，早上天不亮就让学生走进教室并让教师跟班，晚上安排好几节晚自习让教师授课，甚至把课外活动、午休时间都安排给任课教师让教师对学生进行辅导或直接授课。
其次是频繁的考试。各种名目繁多的考试在让学生深陷考试的同时，也让教师永远都有阅不完的卷子。前不久媒体报道某地一位中学教师因通宵阅卷猝死，经几年漫长的诉讼终于争得了“工伤”的判决，许多教师都欢呼这是教师的一次胜利，其实这件事最应该引起人们反思的是，教师为什么要通宵阅卷呢？是谁剥夺了教师的休息权呢？
再次是浩瀚的题海。对学生的题海战术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但让学生深陷题海的前提，是教师也同样深陷题海之中。给学生布置了超量的作业，教师也就必须批阅超量的作业，而且教师在布置超量的作业之前，自己必须做足找题、做题的功课。几年前在教育部提出给学生减负后，某地有学校就喊出了“教师走进题海，学生走出题海”的口号。
另外，由于和教师利益直接挂钩的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考核制度，也使教师之间的分数竞争愈演愈烈。为了分数和名次，教师不但自愿放弃自己的休息、学习、娱乐甚至生活，还不断剥夺学生的休息、运动和娱乐，致使教育越来越远离了人的成长和教育规律的正轨。当然，在这样的恶性竞争中，教师的成长也是无从谈起的。
四、学校职责的无限扩大。
随着教育和社会形势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学校和教师的职责也呈现出无限扩大的趋向。比如，休息时间让教师手持棍棒在校园值勤，以防范可能的伤害发生；让教师在校车上当乘务员，负责校车运行的安全；让教师巡视河湖池塘，阻止可能的溺水事件；给教师安排扶贫任务，让教师帮农民运化肥、施农药；让教师上街扫马路，等等等等。更不要说寄宿制学校的教师，要全天候地承担学生在校的所有生活与安全的责任。
同时，社会各部门的各种工作，似乎都可以通过特殊的运作走进校园，变成学校、教师甚至学生的工作。比如反腐进校园、反恐进校园、禁毒进校园、创城进校园等等；更有甚者，媒体上还有过某地让教师带着学生披着塑料袋爬在山上当“羊”的报道。
学校的工作、教师的工作是应该有界的。与教育教学和学生管理无关的工作是不应该“走进校园”的。同时，教师也应该是相关部门的服务对象，就如“反恐”吧，在恐怖袭击面前，教师和学生一样是需要保护的，如果让教师承担在可能的恐怖袭击发生时保护学生、对抗袭击的责任，一方面这个任务教师恐怕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另一方面，社会的相关服务是不是有所缺位了呢？
上述教师的这些不合理负担，一方面是教育畸形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理顺教育和社会相关服务之关系所致。要给教师减负，就需要深挖教师的不合理负担的来源，从而从源头上解决这些严重影响教育健康发展的问题。教师的这些不合理负担，其实也就是教育的不合理负担。因此，给教师减负，也就是给学生减负、给教育减负；是让教育摆脱各种羁绊，按教育规律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